第一次接触到“儿童的被发现”，是韦苇导师在《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中有一节标题就是《儿童的被发现》，其经典论述特别引人注目。韦苇认为：虽然自从有了人类那时起，儿童这个生机勃勃的存在就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粗粗推算起来，人类曾经有2500多年没有发现儿童。世界的先民对儿童有过这样两种认识：一种把儿童看成是成人的预备，一种是把儿童看成缩小的成人。社会没有发现儿童，儿童并没有被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生阶段给予精神上、文化上的特殊重视。直到1658年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发表《世界图解》，才表明儿童开始被当做一个独立人生阶段来认识、来对待、来重视。但儿童问题被比较充分、系统地讨论，还是在此100多年后，卢梭在《爱弥尔》里第一次出现了值得用大字来书写的话：“要尊重儿童！”随着此后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儿童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人类文明史发展到这里，已经可以说：儿童被发现了！
“儿童的被发现”这一来自翻译的被字句式，内含了丰富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意蕴。陈伯吹在《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序》中说得极好：“儿童的被发现”这一提法，对儿童工作者（不只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在教育方面）说来，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时至今日，在文艺舞台上列队，儿童文学这个角色总排不上。这不是无缘无故的，如果把儿童看做缩小的成人，无视他们独立的人格，那么，当然在文学天地中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了。《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中对这一点作了历史的引经据典的叙述，强有力地支持了儿童文学工作者发奋工作的信心，是极有积极意义的。
蒋风、韦苇两位专家对于中外儿童文学发生的论述，共同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也就是被写入《不列颠百科全书》“儿童文学”词条中的名言，儿童文学的自觉与许多历史因素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某些有迹可循的社会运动的产物，最明显的是‘发现’了儿童”；“儿童一旦被认为是独立的人，一种适于他们的文学便应运而生”。
我曾经认为，五四时期儿童本位观的确立，与五四运动爆发前三天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一年推销他的“儿童中心说”有直接而决定性的关系，因为“五四时期中国凡对儿童及儿童文学感兴趣的人，几乎全接受了杜威的学说”（郁炳隆、唐再兴主编，《儿童文学理论基础》，10—1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我很长一段时间，习惯用“儿童本位”这个词，把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接受美国学者杜威的“儿童中心说”联系在一起，但我越来越怀疑这一结论的科学性，时常质疑杜威的“儿童中心说”对于中国儿童文学自觉的意义究竟有多大，甚至以为有没有杜威来华讲学不是很重要，发现儿童、发现儿童文学已经走上了中国“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儿童的发现”的文明进程，杜威的“儿童中心说”来到中国，应该是顺应中国变革之时势，满足中国文化启蒙之需要，给力中国儿童文学之发现，送来一种武器，让批判更有力；添了一把烈火，让破坏更彻底；立了一个标杆，让建设更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