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童谣看做是一种预言，是上天对下界吉凶祸福的预告，这是封建正统的观念。认为上天让火星降生在人间，变成一个“赤衣小儿”，由他唱出童谣，从而在儿童中间传播开来，预告人间的吉凶祸福，如上述那首《周宣王时童谣》就是古代著名的童谣“荧惑说”。所以，周作人说得好，“自来书史记录童谣者，率本此意，多列诸五行妖异之中。盖中国视童谣，不以为孺子歌，而以为鬼神凭托，如占卜之言，其来远矣”。有研究者认为，自汉代以来，童谣就被作为封建神学的附庸，一直影响到近代。
到了明代中后期，对童谣的记录出现了新的动向。随着商品经济的萌芽与发展，宋元理学受到一定冲击，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视野扩大了，目力开始移注民间，顺应印刷业的兴盛，开始了对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这也为童谣的发掘和记录提供了便利，一些表现儿童生活和情感的童谣得到重视，如明代文学家杨慎在《古今风谣》里就收了一些这样的儿歌。比如：“阴凉阴凉过河去，日头日头过山来”，就是冬天儿童晒太阳取暖时唱的歌谣；“雨地雨地，城隍土地；雨若下来，谢了土地”，则是小儿求雨时唱的；甚至还有孩子们游戏时唱的游戏歌，“脚驴斑斑，脚踏南山。南山北斗，养活家狗。家狗磨面，三十弓箭。上马琵琶，下马琵琶。驴蹄马蹄，缩了一只”。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在我国儿童歌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小儿语”系列，那就是吕得胜的《小儿语》《女小儿语》[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和吕坤的《续小儿语》《演小儿语》（明代万历年间，自序于1593年）。吕得胜在《小儿语·序》中写道：
儿之有知而能言也，皆有歌谣以遂其乐。群相习，代相传，不知作者所自……夫蒙以养正，有知识时，便是养正时也。是俚语者固无害，胡为乎习哉！余不愧浅末，乃以立身要务，谐以音声，如其鄙俚，使童子乐闻而易晓焉。名曰“小儿语”。是欢呼戏笑之间，莫非理义身心之学。一儿习之，可为诸儿流布；童时习之，可为终身体认，庶几有小补云。
这段话表明作者对儿童歌谣的性质和特点已有了相当科学的认识。首先，突破了一千多年来的“荧惑说”，揭示了童谣与儿童生活、情感需要之间的联系，肯定儿歌是一种供儿童娱乐游戏的文学形式，揭开了封建统治者强加给童谣的神学面纱；其次，肯定了儿歌童谣所具有的教育功能；再次，看到了儿歌作为民间口头文学所具有的口头性、集体性和传承性三大特点。这些见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童谣所作出的较为合理的解释。
吕坤深受其父影响，沿用《小儿语》《女小儿语》之体式编成《续小儿语》三卷，又根据他在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做地方官时收集的民间儿歌，“借小儿原语儿演义”，收儿歌46首，编成《演小儿语》。这可以说是我国第一本真正的民间儿歌集，开创了为教育儿童编创儿童歌谣的先河，它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意义，周作人曾有过恰当的评述：“中国向来缺少为儿童的文学，就是有了一点编纂的著述，也以教训为主，很少艺术的价值。吕新吾的这一卷《演小儿语》，虽然标语也在‘蒙以养正’，但是知道利用儿童的歌词，能够趣味与教训并重，确实不可多得的。”
这里的“趣味与教训并重”的意思近似今天所说的“寓教于乐”，可谓抓住了《演小儿语》的精髓。《演小儿语》的出现，说明儿童歌谣已明确地从民间歌谣中分离出来，从封建神学中解放出来，开始以儿童作为它特定的读者群，向“以儿童为读者的文学”迈进了一大步。此后，随着近代儿童教育的提倡与发展，为儿童采集民间童谣的风气日长，陆续出现的童谣集有：
《天籁集》，收浙江儿歌四十六首，郑旭旦编，康熙初年；
《广天籁集》，收浙江儿歌二十四首，悟痴生编，同治十一年（1872）；
《越谚》，上卷有《孩语孺歌之谚》，收录不少民间儿歌，范寅编，光绪八年（18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