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从经同志认为，我国儿童文学在晚清时期就如同繁星璀璨的夜空，呈现了一片绚烂多彩的景象，其主要依据是梁启超、黄遵宪、曾志忞等对儿童诗歌、儿童小说、儿童音乐的提倡，以及鲁迅早期对儿童艺术和童话等的意见。对此，我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我国的儿童文学当是产生于五四时期。
一、对儿童的了解是儿童文学产生的先决条件。只有儿童的地位提高到重视他们精神上的需求的时期，儿童文学才有可能产生，而我国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发现却是近代的事。这也正是我国古代没有儿童文学的缘故，正如日本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上笙一郎所说的：“在这样一个儿童的基本人权惨遭剥夺的社会里，关怀儿童，使儿童得到欢乐，将儿童培育成为健全的社会的人的儿童文学，又怎么能够产生呢？”（《儿童文学引论》，第53页）只是到了晚清时期，由于近代社会接受了包括文艺复兴在内的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受了资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作为反封建利器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先进的中国人”才发现了儿童，开始重视儿童，呼吁给儿童以精神上的食粮。但是，客观上，由于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凭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是不能置其于死地的，而主观上又由于当时启蒙运动的领导者梁启超等，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很快趋于反动，封建思想又卷土重来，儿童的地位最终还是没有得到提高。到了五四时期，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彻底摧毁了封建统治的思想支柱——孔孟之道，儿童又重新被发现。由于有了晚清时期的启蒙运动做基础，此时，可谓是一呼百应，有识之士纷纷投书报刊，呼吁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儿童，让他们从长辈的“附属品”变为“组成社会的重要分子”，同时强调儿童应有自己的文学，主张“将儿童的文学给予儿童”。这样，在命名“平民文学”、“白话文学”的同时，“儿童文学”专词也应运而生（周作人在北京孔德学校作了《儿童的文学》的讲演。此文见《新青年》8卷4期，1920年12月），直至这时，产生儿童文学的社会、思想条件才完全成熟。
二、儿童文学作品不等于作为文学一个独立门类的儿童文学，这不仅是量的不同，更有质的区别。晚清时期对儿童文学各种具体体裁的提倡只是为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诞生作了必不可少的文学上的准备。因为，每一时代的文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必须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为出发的特定的文学资料作为前提。毫无疑问，有个性才有共性，先有儿童小说、儿童诗歌、童话等这些个别的、具体的儿童文学样式的客观存在，然后才有儿童文学这一概括的抽象的理论反映，这是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观点。“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列宁语）晚清时期是儿童文学的胚芽时期，而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脱颖而出，除了它特定的历史环境外，更是晚清时期“儿童文学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十月怀胎”后的“一朝分娩”。
三、五四时期，出现了一批专门为儿童创作的作家。茅盾早在1918年就开始为孩子们写作童话，到1921年10月就先后发表了二十七篇童话。叶圣陶从1921年起就致力于童话创作，到1923年就出版了他的第一个童话集《稻草人》。《稻草人》的出现，“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标志着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儿童文学作品的诞生。此外还有郑振铎、郭沫若、周作人、王统照、许地山、赵景深、冰心、刘半农、老舍、严既澄、谢六逸、耿济之等，都在各自的写作岗位上为儿童文学作出了可喜的成绩。1922年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两种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商务印书馆）和《小朋友》（中华书局）。当时的四大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都时而发表儿童文学作品。《晨报》辟有《儿童世界》，《京报》附有《儿童周刊》，《学灯》则开辟了“儿童文学”专栏，1921年商务印书馆还编辑出版了十种《儿童文学丛书》。此外创造社的《创造周报》、《洪水》以及浅草社的《浅草》、沉钟社的《沉钟》周刊、进社文艺研究会的《白露》等新文学团体创办的刊物，也都有儿童文学作品披载。随着创作实践的深入，研究儿童文学的专著也纷纷问世，有魏寿镛、周侯予合编的《儿童文学概论》（1923年8月商务印书馆）、朱鼎元的《儿童文学概论》（1923年中华书局）、赵景深的《童话评论》（1924年新文化书社）等，这些专著对儿童文学的实质、来源、分类和儿童年龄阶段，甚至教学法和版本形式都有了论述，并且我们从《童话评论》的短序里，还能看出当时的中等师范学校，已经有“儿童文学”这一科目了。以上这些都是晚清时期所不可比拟的，这在中国历史上也还是第一次出现，它的出现就标志着我国儿童文学“独立国”的正式诞生。
1986年10月于桐城
（载《儿童文学研究》第28辑，198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