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进化论与民权论那里已经看到了人类新文明的曙光——儿童，但中国“儿童的发现”却还要经历大约此后二十年的准备期，比西方大约迟了一个世纪，却又与一位西方的大教育家息息相关。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三天来华讲学，宣传他的“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儿童观，主张一切为儿童的设施，都必须以儿童为起点、为中心、为目的，而不是以成人、以教师、以教材为中心。杜威在华讲学长达两年，足迹遍及京、沪等大城市及十余省，又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影响非常广泛而强大，五四时期中国凡对儿童及儿童文学感兴趣的人几乎全接受了杜威的观点，为中国儿童文学奠基的几位巨人——鲁迅、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等，也无一例外。先进的儿童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人的发现”相整合，就萌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儿童文学。所以说，1919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五四文学革命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摇篮。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里写道：“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这“个人”中除了“成人”与“妇女”外，自然也包括“儿童”，正如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创者叶圣陶所说的：“我们最当注意的还要数到儿童。”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周作人也明确指出：“人类只有一个，里面却分作男女及小孩三种；他们各是人种之一，但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小孩是小孩，他们身心上仍各有差别，不能强为统一。”所以，鲁迅呼吁：“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儿童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可以称之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件。《大英百科全书·儿童文学》写道：“儿童一旦被认为是独立的人，一种适于他们的文学便应运而生。”因此，到了20世纪初叶，中国的儿童文学才开始发展起来，不仅在理论上有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来倡导，在读物上，“也有一种趋势，就是‘儿童文学’——童话、神话、故事——的提倡”。（胡适：《国语运动与文学》）魏寿镛、周侯予在《儿童文学概论》中描绘了这样的情景：儿童文学成为当时的教育界、文学界、出版界“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的新生事物——“教师教，教儿童文学；儿童读，读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讲演儿童文学，编辑儿童文学，这种蓬蓬勃勃、勇往直前的精神，令人可惊可喜”。所以，茅盾后来回忆说：“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
综上所述，人们先从达尔文的进化论里发现了作为“自然人”的儿童在人类进化历程中的重要地位与特殊意义，继而在近代资产阶级民权论那里发现了作为“社会人”的儿童具有与成人一样的独立人格与独立精神，进而在现代儿童教育观念的传播中接受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教育观。与此同时，又在摧枯拉朽的五四文学革命中发现了作为“精神人”的儿童应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与文学世界。四重视野的融合说明，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实在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必然。
二、史学视野里的儿童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