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
在中国灿烂的文学星河里，儿童文学作为一颗璀璨的新星，萌芽于晚清的“儿童文学活动”，自觉于20世纪初叶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运动”，而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一百年前，也就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这是中国历史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儿童文学从古代“自发的自然状态”走向现代“自觉的文学时代”所不可或缺的转型期。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像严复、黄遵宪、梁启超、周作人、鲁迅、陈独秀、胡适等，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当时中国文化启蒙的利器，在进化论的视野里发现了代表民族未来与人类希望的“幼小者”——儿童，接受了“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鲁迅语）的“幼者本位”思想，反叛的矛头直指千古不变的中国传统的旧道德——“父为子纲”的“长者本位”思想，从儿童观上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萌生作了特别重要的思想准备。这一“幼者本位”的进化论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文学”精神相整合，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
1897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其中所揭示的自然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给国人敲响了不自强就要亡国灭种的警钟；但同时也给人们以希望，寄希望于未来的一代，在当时思想界发生了巨大影响，所谓“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风为之一变”。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连载《卢梭学案》，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主张的“主权在民”“人人平等”的《民约论》详细介绍过来，告诉国人：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即使父子间也无权予以剥夺，所谓“彼儿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权，而此权，当躬自左右之，非为人父者所能强夺也”。1903年，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尔》也被翻译过来，在这部闻名世界的经典作品里，第一次出现了值得用大字来书写的话：“要尊重儿童！”并且宣称：“儿童不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成人”，“儿童在心理和生理上都与成人很不相同”。上述新论的传播，昭示了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新动向，即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儿童的发现”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