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清楚，诞生于五四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一开始就是与当时的社会运动，与儿童教育、儿童解放不可分，并且这些因素有力地影响着当时的儿童文学运动的发展。《新青年》开宗明义，“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教育问题之一”。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在同整个吃人的社会制度和封建礼教作殊死的抗争中喊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叶圣陶的《稻草人》又以其对黑暗中国人民悲惨生活在童话中的折光反射，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现实主义道路。从五四到左联到新中国成立，进步的儿童文学无不强调儿童文学与国家前途、与儿童教育的关系，把它作为拯救儿童、拯救民族的武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儿童文学事业主要是由党中央委托共青团中央领导的，把儿童文学看做党用以“培养教育少年儿童一代的有力工具”。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儿童文学运动和当时的社会运动是同命运共患难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工作者就是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和行动者，是儿童教育的具体实践者。因此，儿童文学成为教育儿童的工具也就不足为怪。这是时代对儿童文学作家最庄严的召唤。我们的作家是那样庄严地担负起时代的使命，写出了一大批诸如《稻草人》《大林与小林》《雨来没有死》《韩梅梅》《宝葫芦的秘密》和《下次开船港》等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我们并不能说，实际上也没有因此而破坏了文学的本质，而是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文学的性质已发挥到了一定的高度。随着时代的变革，有“儿童文学为工农兵服务”，有“教育儿童的文学”，有“儿童文学是教育的有力工具”，与此同时的儿童文学创作，也都有着较为强烈的社会意义、政治意识、教育主题。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看做是一种单纯的“为教育服务”和“作家主体性的丧失”，而应该看到那时的作家有他们对时代的一份真诚，对现实的一份真诚，对儿童的一颗爱心。他们以其客观的地位，独立的地位，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当时的社会运动，影响当时的儿童文学进展。应该肯定，儿童文学作家们只有看到那个时代的最主要的社会潮流、教育方向，那么在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的意义上，内容的价值上，方法的选择上，才必然有更为显著的提高。所谓中国儿童文学的崇高意义和神圣感，我以为就在这里！这一段的中国儿童文学是不好轻易否定的。如果说，新时期初，人们纷纷控诉“教育工具论”的危害，那是“教育工具论”自取之咎的话，那么，后来仍然有人否认儿童文学应有教育性，也未尝不可以说是历史的正义惩罚之曲折体现；但在文艺多元化的今天，还以为一提儿童文学的教育性就不是文学了，将强**育性者视作保守与落伍者，将教育性与政治的内容和教训的方法等同起来，那就是一种偏见和不负责任的态度。诚然，“教育工具论”对儿童文学生产的破坏性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文学创作总是通过一种特殊的艰苦的个人的按照艺术创作规律的劳动独立完成的。它的成就主要取决于儿童文学作家本人对儿童的理解正确与否，对生活的经验丰富与否，对人生的探索深刻与否，艺术表现力高超与否，创作劳动的勤恳与否，等等。任何思想理论指导，对于儿童文学作家创作成功的一部作品来说，都只能起着次要的辅助作用。“教育工具论”对于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无疑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绝不能使真正突出的拥有丰富生活经验、具有高度艺术修养，热爱并理解儿童的儿童文学作家写不出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品来。而对一个平庸的、不熟悉儿童、对生活缺乏深刻认识和艺术表现力贫乏的儿童文学作家来说，即使没有错误理论的影响，也只能写出一些平庸无味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