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妇女也会参战：泰蕾兹·菲格尔(ThéréseFigueur)[10]从1793年起作为一名龙骑兵为法军效力，直至1812年在西班牙布尔戈斯(Burgos)被游击队领袖梅里诺(Merino)俘获。余下的战争岁月里，她被关押在不列颠。据估计，类似这样的法国女战士有30至80人。法国军舰上也有妇女身影(通常作为厨娘)：特拉法尔加战役时，皇家海军复仇号[11]船员曾救起一名25岁的法国姑娘，她是从燃烧爆炸的阿喀琉斯号跳海逃生的。但更常见的是，平民沦为战争的牺牲品。妇女常常遭到性侵——由于这种罪行太普遍，以至于拿破仑在1798年登陆埃及时特意告诫部下：“**丑恶，放之四海皆然。”但并非所有战士均心有戚戚。侵略军“就地取材”，四处打劫，一个被占领区的家庭面临的不仅是穷困，还有暴力。1795年在莱茵兰，一位法国军官坦承：“这里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谋杀、强奸、劫掠。我目睹了一名安特恩海姆(Anternheim)教师在家中被杀(他有六个年幼的子女)，此外还有阿尔比希(Albig)的牧师及其他不幸的死难者。他们唯一的‘过失’是不够迅速地交出手上那一点点钱财。”最可怕的是被武力攻取的城市市民的遭遇。士兵们被迫在火炮砸开的城防豁口决一死战(参见图8)。一旦攻克城市，军官们便失去了对部下的掌控力：1812年，英军在蒙受巨大伤亡后夺取了西班牙城市巴达霍斯(Badajoz)。之后，士兵们失控了，一位震惊的中尉报告说：“士兵们侵犯那些已受重伤的妇女，扯下她们脖子、指头、耳朵上的饰品，最终还会扒光她们的衣物。许多人因此受到鞭笞之刑，但无人被绞死——本该有数百人被绞死的。”入侵军的逼近导致难民潮便更是不足为奇了。1813年，一位居住于德意志莱比锡的记者记述道：“哭泣的母亲们带着被褥，背着婴儿，拖着三三两两近乎**的孩子；父亲们四处寻找着妻子儿女；小孩在人群中与父母失散。马群冲开了载着病患的推车，到处皆是哀号声。”
图8 险峻的攀登、不断坠落的尸体和近距离的战斗说明了围攻战的恐怖和艰难
[1] 戈雅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伟大的西班牙浪漫主义画家，曾担任西班牙波旁王室宫廷画师；半岛战争期间在马德里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与疯狂，创作了《战争的灾难》系列版画(共82幅)。戈雅的艺术手法承前启后，对后世影响很大。
[2] 副官长是英国陆军自17世纪后期开始设置的高级参谋职位，通常在陆军总司令麾下负责行政管理和人事工作。1787年时英国的陆军副官长为威廉·福西特爵士(WilliamFawcett， 1727—1804)。
[3] 1802年由拿破仑设立，共分六等，至今仍为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勋位勋章。
[4] 全名为米哈伊尔·博格达诺维奇·巴克莱·德·托利(1761—1818)，波罗的海德意志后裔，俄国陆军元帅，曾任芬兰总督、战争大臣和第六次、第七次反法同盟俄皇家陆军总司令。
[5] 全名为奥古斯特·奈哈特·冯·格奈森瑙(1760—1831)，普鲁士陆军元帅，军事改革家，普鲁士总参谋部奠基人之一。
[6] 斑疹伤寒可分为多种，本书提及的应为流行性斑疹伤寒，由体虱传播的立克次氏体引发，多流行于冬季或寒冷地区，死亡率在10%～40%。
[7] 全名为多米尼克·让·拉雷(DomimiqueJeanLarrey，1766—1842)，法国著名外科医生，战地医疗的重要改革家，他被誉为第一名现代意义上的军事外科医生。
[8] 这套系统通常把伤病员分为三类：无处置即难存活者、无处置亦可存活者、处置得当即可存活者，并对应相应的治疗方案和优先度。
[9] 这里提到的“从军女”绝非军妓。她们承担了军中大量不可或缺的后勤工作，有的甚至还接受了一些军事训练，颇受将士们敬重。
[10] 全名为玛丽-泰蕾兹·菲格尔(Marie-ThéréseFigueur，1774—1861)，她堪称法国版花木兰，1793—1815年在法兰西共和国、拿破仑帝国服役长达22年，作为龙骑兵参加过乌尔姆、耶拿、奥斯特利茨等重大战役，战功赫赫。1814年被放归法国，1815年退伍后曾开办餐馆谋生。拿破仑三世上台后，为表彰其功绩曾赐予特别年金。与花木兰不同，菲格尔一开始便明确以女性身份参军。
[11] 1805年服役的一艘英国三级战列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