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战争期间，虽然一支滑膛枪装填至开火的步骤不少于12个，一名训练有素的士兵依然可每三分钟发射四次。根据法国医疗队列出的清单，疾风暴雨般的齐射给人体造成了全方位的伤害(从头盖骨到脚趾尖)。沉重的马刀能够透过军帽将人头劈成两半。火炮的威力是如此恐怖，以至于经过战火历练的外科医生目睹之后也肝胆俱裂：一名炮手被炮弹击碎胸腔、瞬间殒命；一位军官遭炮击斩首，而他无头的躯体依旧端坐马上。
士兵回忆录中也留下了描述战役之惨烈的文字：1809年在阿斯珀恩-埃斯灵，夸涅被横扫其附近队列的一枚炮弹砸断了腿。“我感觉不到自己的右手。低头看去，只见流血的伤口上挂着尸块，仿佛我的手已粉碎。实际上，这是我可怜战友的残骸之一。”每个战场都充斥着这样的死亡光景，结果它便深深印刻在了亲历者的脑海中。埃劳战役后，一位法国士兵如此描绘这片寒冷的战场：“鲜血染红了白雪，将蹒跚的人与马染成黄色。骑兵冲锋、刺刀相接之处以及炮兵阵地堆满了人马尸骸。满目皆是尸体抑或摇摇欲坠的伤兵，耳中仅能听闻哀号。”面对数量惊人的伤兵，军医们竭尽全力予以救治；但最严重的伤患则只能截肢。一名娴熟的军医能在数分钟内锯下肢体：据说法国医生多米尼克·拉雷(DominiqueLarrey)[7]在骇人听闻的博罗季诺进行了200次截肢手术。拉雷事实上也是个杰出的改革者：他创立了“急速救护队”(flyingambulances)——以特殊设计的马车帮助行动不便的伤员从战场后撤至急救站。后来，他设计出了第一套检伤分类(triage)系统[8]，根据伤员伤势的严重程度、量身制订治疗方案。1796年，他告知部下首先治疗重伤员，而不论其军衔和国籍。他的声誉如此崇高，以至于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认出拉雷工作中的救护车时，他一边脱帽一边对一位军官说：“我在向不属于我们时代的勇气与奉献致敬。”
平民的战争
战争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影响着平民。很少有人会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WarandPeace)的主人公皮埃尔·别祖霍夫(PierreBezukhov)那般疯狂：他误闯了博罗季诺战争屠宰场。不过，当战事发生于城镇附近，人们更可能是陷入了交叉火力而进退不得。当反法联军1813年于莱比锡包围了法军时，他们炮轰了周边村庄。一位萨克森牧师回忆了蛰伏地窖民众的恐慌。有些人在教堂避难，然而炮弹就在门窗外爆炸，塔楼也着了火。不过，有些平民加入了军队：东正教教士以站在俄军火线鼓舞士气闻名。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平民在后方以不同方式援军——其中多为妇女。在法军中，她们是跟随丈夫或情人出征并为军人售卖食物补给的“从军女”(cantiniéres或vivandiéres)。她们常常身着破旧制服，行军时与士兵同甘共苦，在军中颇受爱戴。法国军士布戈涅(Bourgogne)回忆从莫斯科撤退时“我们的从军女迪布瓦(Dubois)夫人”(她嫁给了团军医)有多么坚忍。她在零下气温的树林中生产。第二天，团长给了她自己的坐骑，于是她用羊皮包裹着新生儿一同行军。英军亦有自己的“团女”(士兵之妻)。一名苏格兰战士谈到自己配偶时说：“无论何时何地，她都与我相濡以沫，对所受苦难无怨无悔。”这对特别的夫妻在战场上成婚，新婚之夜的帐篷里还住着其他11名士兵。[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