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役打响时，团队精神和纪律无疑能够共同增强军队凝聚力和效率。然而，即便最训练有素的军队，也不得不和某些因素苦苦斗争。极端条件下的长途行军，可能会令军纪败坏。1805年对奥地利的闪电战中，“大军”13天内挺进了300英里——但在此之前，大部分军队(他们原本是准备入侵英国的)已借由急行军方式穿越了法国。步兵让-罗克·夸涅(Jean-RochCoignet，后来成为上尉)记述说，行军夜以继日，每天睡眠不足一小时，以至于精疲力竭的士兵们不得不捆住武器以防止掉落。夸涅最终也疲惫得跌入了沟渠。但在行军之后，法国人依旧可发动一系列雷霆般的攻击，可谓惊人的成就。但七年后的结果便大不相同了：在漫长的俄国行军中，路途如此遥远，夏日酷暑难耐而寻觅粮草又如此困难，士兵们崩溃地开了小差。拿破仑远征军中的巴伐利亚军团指挥官报告说：“行军的苦难造成了普遍的士气低落、沮丧、不满、违抗军令和以下犯上，没人能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军队士兵成群地逃亡：部队抵达维捷布斯克(Vitebsk)时，已损失了大约三分之一兵力，而这还不到前往莫斯科征途的一半。
另一个敌人是疾病：法国战争中，死于疾病之人，多过军事行动中死去的人。半岛战争时期，英国人因病损失了24,930人；相形之下，死于法军火力的为8889人。在欧洲任何一个军队密集扎营的地方，这一情形屡见不鲜。2001年对维尔纽斯(Vilnius)“万人冢”的考古发掘表明，1812年从莫斯科撤退的法军中，近三分之一染上了虱子传播的斑疹伤寒[6]。性病也很恐怖：欧洲军人暴力粗野的名声，这意味着尽管军人与当地妇女坠入情网时有发生，但多数人为了疏解虎狼之欲还是会向娼妓求欢。结果便如某位法国骑兵所说，医院里花柳病人人满为患。
何时、何人生俘了对方士兵，决定了其不同的命运。在法国革命战争最初的岁月里，法国人手中的联盟战俘被“关押”在城镇中，根据军衔享受对应待遇，在每天定期报到并以荣誉发誓不会逃跑的情况下，还被允许在城镇周边自由活动。战俘与当地妇女的通婚并不罕见，许多人甚至重操旧业做起了买卖。恐怖时期条件有所恶化(包括了监禁)，但随后再度放宽——这部分是出于务实的理由，因为许多法国市镇缺乏妥善关押囚徒的资源。英国人将战俘扣留于乡间城堡中(包括著名的爱丁堡城堡)。战俘的监禁条件可能会很恶劣。1799年一位被奥地利人俘虏了9个月的法国征召兵回忆：40人被关押在一个房间，缺乏新鲜空气，食物粗劣，一堆烂草为床，俘虏们因寄生虫而疾病缠身、虚弱不堪。他们在获准观看一场宗教游行时遭到了当地农民吐唾沫、殴打的“款待”。这个士兵因俘虏互换而获释。这类交换常因政治理由进行：其商谈往往被用作试探对方和谈意愿的手段。
战争的可怖在战场上一览无余。尽管法国战争期间的军队于武器方面的革新并不多(英国人试验了火箭，但算不上大获成功)，其“撒手锏”的破坏力依然足够。双方在奥斯特里茨的伤亡达24,000人，耶拿-奥尔施泰特60,000人，埃劳56,000人，滑铁卢46,000人。最血腥的是在博罗季诺，共有80,000人死亡(仅法军一方便有35,000人负伤，其中13,000人伤重不治)。上述均为单日战役，其屠杀规模堪比一战：英军在索姆河的第一天共伤亡58,0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