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欧洲的公开叛乱表明，民众已经对政治秩序深恶痛绝。但对多数欧洲人而言，尚有更加巧妙的逃兵役方法。那些受欢迎或拥有一技之长的社区成员得到了本地人的集体声援。在英国，人们为那些自己不愿失去的、不愿服兵役的亲友捐款，以便雇用替代役者。在法国，地方当局通过宽松解释“不适合兵役”来庇护自己人。不过拿破仑政权很快看穿了这一切并让地方官和军官的“征兵委员会”对此负责。结婚是另一种脱身的方法：在拿破仑治下的意大利王国，由于法国制度中已婚男子被列入征兵的最后一级人选，小伙子们迎娶了祖母级的女人。更激进的方法是自残——男人们砍掉自己的食指(如此便无法扣动扳机)，抑或拔光牙齿——这样一来就不能咬开射击所需的弹药。
剩下的符合法国兵役条件且无力逃避之人则显露出种种负面情绪：与家庭、故土切断联系所致的孤独感，迈向异国他乡的困惑，对军营的厌倦，以及可能面临死亡的焦虑。同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同甘共苦，在营火或煮锅旁彼此陪伴，交换故事，吟唱歌曲，分享笑话——这并非理想状态的军旅生活，但借助上述方式，士兵们面临未知而危险的未来时，好歹能够互相扶持。同样，征召兵的训练也并非仅仅为了作战，它也提供了一种日常生活，让士兵们忙于操典、射击训练和站岗放哨。指挥官们明白，军旅中最腐蚀士气的因素之一便是百无聊赖。通过上述方法，不论自觉或不自觉，军中每一分子都养成了团队精神(espritdecorps)。纪律至关重要，不仅因为它能确保战斗效率，还缘于它能在士兵初入伍的震撼后赋予他们生活秩序和方向。这可能是野蛮的。俄国士兵经常被体罚，因为多数军官相信服从是获胜的关键。任何一名躲避炮弹的士兵都会遭到鞭笞——因为据说躲避炮弹只会鼓舞敌军。怯懦畏战的士兵会立即被枪决。普鲁士人最严厉的惩罚之一为“夹道之刑”(runningthegauntlet，强迫士兵从两排挥舞鞭子的战士之间穿过)。法国人虽然在1789年取消了鞭笞(不符合公民士兵的价值观)，但在其他各方面都保留了严酷的军法。军事审判可谓雷厉风行：“布莱”(boulet)指的是戴上铁球脚链禁闭；许多过失都会在军事法庭上招来死刑——从轻微的劫掠到战场上畏敌。在英国军队里，惩罚包括短期禁闭、鞭笞、“夹道之刑”“骑木马”(跨坐于三角形盒子的尖端)以及枪决或绞刑。
不过，各主要交战国内，都存在着督促整改军纪的声音——它应当首要地仰仗荣誉感、团队精神、爱国主义、领导能力以及军官士兵的彼此尊重。在法国军队中，20年革命征战已令上述价值观深入人心。作为公民军人，法国征召兵的地位不同于“贱民”：共和国内，他们被作为“祖国卫士”而得到称颂。拿破仑以“军团荣誉勋章”(Légiond’Honneur)[3]表彰英勇优秀之人，而不论其出身。1814年曾发生这样的事：有位法军上尉用军刀刀面击打某个部下；但这名愤怒的骑兵制止了军官，向他出示了军团荣誉勋章，并令上级不得不羞愧地赔礼道歉。两人握手言和，后来还共同分享口粮与一瓶白兰地。俄国战争大臣巴克莱·德·托利(BarclaydeTolly)[4]告诫军官们以更人道的方式对待士兵：“俄国战士拥有全部至高军事美德：勇敢、热情、服从、奉献，从不刚愎自用；因此，必然存在不以粗鲁方式训练他们并维持军纪的手段。”在英军中，面对某些罪过，短期禁闭和小额罚款开始取代鞭笞。即便在铁血的普鲁士军队，奥古斯特·冯·格奈森瑙(AugustvonGneisenau)[5]也宣称“后背的自由”——即减少鞭笞的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