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兵对任何公民来说都是不愉快的体验，在俄国尤其如此，那里的2000万农奴是从军主力。挑选征召兵的职责最终落到了村庄长老身上。他们虽然也是农奴，却无疑会选择那些他们心目中的“麻烦制造者”与“怪人”。俄国征召兵必须连续服役25年，实质上相当于终身服役：由于疾病和战斗带来的损耗，仅有10%的人能够存活如此之久。在一个不到5%人口识字的社会，士兵不会写家书。即便有机会，他也很少与家人重逢，因为那些返乡之人，伤痕累累，甚至身有残疾，已被淡忘，被视作“外人”。对俄国家庭而言，征召兵意味着已经死去：他被剃光发须，不再被当作村民。出征前夕，其家人彻夜不眠。当那一刻到来时，亲友会陪伴征召兵走到村庄边界，一路唱着葬歌。他们随后抽身而去，仿佛他已不在人世。倘若一名征召兵留下了无人抚养的孩子，他们会被送入军方孤儿院，并在那儿被培养为军士：由于条件恶劣，其中三分之一活不到成年。
平民们竭力逃避兵役，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常见的方法是开小差。有些潜在的法国新兵试图通过避免注册登记的方式回避；但对那些已经被征召之人，最佳逃亡机会在前往兵站的途中，毕竟他们对当地很熟悉。拿破仑的继子、意大利王国摄政欧仁·德·博阿尔内估计，三分之一的逃兵刚被征召便开了小差。欧洲各地的逃兵率因多种因素而不尽相同：在山区、林区和边境地带开小差相对容易。在沙皇俄国，由于长路漫漫并且逃兵的目标过于明显，这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然而一旦俄国人打到了欧洲，其士兵逃亡的机会便非常多。当俄军接到回国命令时，逃兵的数目确实有所上升——因为征召兵们明白，一旦返回故土，机会便从指间溜走了。
语言也很重要：拿破仑一方，非法语军队比法语军队更容易开小差。每年的逃兵率都有所变化：在法兰西帝国，它们因政权镇压能力的高低而起伏。在法国本土，当政府虚弱，逃兵率则升高，尤其是在18世纪90年代末督政府深陷危机之时，1813年后拿破仑统治摇摇欲坠以及对法国人征兵率再次高涨时。然而，其他时间中，逃兵率在某些地方甚至仅有2%。法国逃兵有时会拉帮结派地洗劫孤立的农庄和旅人——这可能只是单纯的土匪，但有时也会为保皇党操控并反抗政府官员与革命秩序的支持者。在欧洲的每个地方，逃兵在获得自家父老乡亲支持(帮助他们躲过警察，给予他们食物及藏身之处)时，都能拥有更高的逃脱率与生存率。
整个社区还存在通过叛乱反抗征兵的情况。1793年在爱尔兰建立民兵组织的行为，激起了当地农民起义；而1796、1797年的特别征兵，分别在英格兰、苏格兰导致了民变。如果说上述征兵仅仅为了保家卫国便造成了暴力抗争，那么对线列步兵的征召诱发了全方位叛乱便不足为奇了。在法国统治地区，暴动通常是由于其他原因——例如，战区困苦的生活，入侵导致的社会解体，革命者对教会的攻击等，但征兵往往是最后的导火索。1793年，征兵激起了旺代、诺曼底、布列塔尼的反革命叛乱，上述地区原本就对大革命心怀敌意。1798年9月，法国政府在比利时强推《茹尔当法》后，该国已经因其他改革而民怨沸腾，旋即便爆发了“农民战争”；到了年末，这场农村起义才被残酷镇压下去。反抗尤其因地区而异，例如比利时便不习惯于征兵。蒂罗尔作为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时，被排除在征兵以外；被拿破仑盟友巴伐利亚吞并后，后者引入了征兵。1809年，安德烈亚斯·霍弗(AndreasHofer，一位旅馆老板和马贩)领导了叛乱，并成功夺取了首府因斯布鲁克(Innsbrück)。霍弗发动了一场游击战，但后来巴伐利亚在法军支持下反攻，扑灭了起义。霍弗被俘后遭到了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