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战争带来的恐怖，在西班牙艺术家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Goya)[1]阴郁悚然的版画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雕刻于1810—1820年间的《战争的灾难》(TheDisastersofWar)凝结了西班牙游击战中残忍痛苦的瞬间：妇女正遭到凌辱，绞架上悬挂着平民绵软的尸体，一位神父被绞杀，一名士兵将被斧头劈开头颅。这里已不存在善恶的分际：在某些版画中，根本无法从施暴者与受害者中区分谁是西班牙游击队员，谁是法国士兵。暴力不分皂白，不作区别，而这正是恐怖之处：任何时间，任何人都可能沦为牺牲品。(参见图7)
图7 戈雅1810年的版画捕捉了拿破仑战争期间令人震惊的大规模人员伤亡。人们并不知道受害者的国籍，其中有些是士兵，还有些是平民。这些都强烈暗示了战争的恐怖特性及其滥杀滥伤的本性
法国战争几乎颠覆了18世纪关于战争存在“规则”的观念。瑞士法学家艾默瑞奇·德·瓦特尔(EmmerichdeVattel)1758年的作品《万国公法》(TheLawofNations)是一次具有影响力的尝试——它企图勾勒出战争与和平期间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包括“正义战争”的定义及如何对待平民与财产，书中写道：“欧洲国家几乎始终以极大克制和宽容来进行战争。”上述理念得到了18世纪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包装——后者认为人人都具备关于理性、某些权利的基本共识并且遵循相似的自然法则。然而，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的全面战争并非如此，它以其野蛮残暴戳破了上述幻想。在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中也存在着一种危险的矛盾之处。表层之下，暗流涌动：不遵守有限战争准则的那些人会如何？那些采取与18世纪法学家设想的那种“按部就班”模式不同的叛乱者、游击队、土匪或非欧洲“野蛮人”又如何？那些被对手认定违背了战争法则或发动不义战争的国家怎么处理？瓦特尔本人给出了答案：它们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怪兽”。
士兵的战争
苦难与死亡的最终代价是由火线上的士兵、水手、平民承担的。在欧洲各处，一名士兵和军队最初的交集是募兵，或者是更常见的征兵。服役的重担落在了穷苦阶层肩上，因为有钱人可以雇人替自己参军。唯有法国依据1793年《全民动员令》和1798年《茹尔当法》周期性地禁止替代服役。但拿破仑认为富人和受过教育之人作为纳税人和官员对自己更有用，便恢复了这种做法。法国征召兵将服役至和平来临，这意味着多年艰苦的征战生涯。
在英国，平民并未普遍参军：虽然政府试验过短期服役、终身服役，但官员们认为征兵将不可避免地破坏平民生活。不过，严格来说，其原因在于参军不受欢迎——英国社会中，工匠们期望能够自由劳动，倘若他们技术精湛，便能回报颇丰。1787年，副官长(Adjutant-General)[2]曾抱怨说：“士兵低下的地位导致任何一个符合条件、头脑清醒的男子都不可能愿意参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