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对于小说而言不是个问题，但是它可能对社会造成问题。事实上，纪德剖析自己的灵魂，不外乎在欲望与道德之间的纠结，看似单一，但是纪德决不止步于此，对自己灵魂的追索更不是出于对自己的浪漫主义式迷恋。在纪德“自我虚构”的同时，他也是一个深深卷入时代的人。《伪币制造者》和《梵蒂冈地窖》在形式上看不出旧日里展露灵魂的意味，但是同样石破天惊，同样直逼信仰、宗教、伦理、爱以及命运偶然性的死角，尤其是被他称为“傻剧”的《梵蒂冈地窖》。
《梵蒂冈地窖》当然有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致敬的意味，虽然形式上摆脱了前几部他称之为“故事”的独白，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拉斯柯尔尼科夫带出的“无动机犯罪”成了《梵蒂冈地窖》里最核心的动机。成为西方思想体系基石的因果关系遭到了无情的破解，而在破解的同时，作者仍然在问那个从开始时就借助自己、借助个体的灵魂而提的问题：在大家习惯于接受，并不加以质疑的法律之外，道德之外，信仰是什么？宗教是什么？伦理是什么？爱又究竟是什么？如果不是偶然，还能是什么？如果不是人“身上的涂层”，是“经过教育的装扮而有教养的第二位的人”，又还能是什么？
纪德1951年去世，时年82岁。19世纪后半叶出生，他完整地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地原本欣然接受的秩序在他生活的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土崩瓦解。纪德和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不同，没有以“进步”之名兜售新的秩序。困惑来源于此，尴尬也来自于此。即便作为一个不负责提供答案的小说家，这份让人噤声的尴尬也是不可原谅的吧！
二、介于人性与非人性之间的《背德者》
纪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联，并不需要等到《梵蒂冈地窖》里的“无动机犯罪”来表现。在纪德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法国的文学圈之所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错过了他，是因为和其他的“西方文学”一样，“关注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或是理智的关系，家庭、社会、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但从来都不关注，几乎从来都不关注个人与自己，或者与上帝的关系”。
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初涉写作不久的纪德，决心扭转法国文学乃至西方文学的这种风气，专注于“个人与自己，或者与上帝的关系”，而且这一回不能像浪漫主义者那样，把自己放在与宗教和上帝对立的英雄的位置上。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次讲座上，他继而借拉布吕耶尔的批评阐发道：“真正的伟大是自由的、温和的、随便的、通俗的；它让人触摸，让人摆弄，即便被人从近处细看，它也不会有丝毫的损伤。”[3]自由、温和、随便、通俗，这几个词大约就是纪德对自己的规定，也是他对早期第一人称叙事的故事——《地粮》除外——里那个“我”的规定。
《背德者》里的米歇尔正是这么一位。他似乎和当时现实生活中的纪德本人相去不远，所以思考的也都是纪德有可能思考的问题。只是和20世纪的许多小说家一样，纪德自有将自己的生活与虚构人为分开的妙招：那就是此后他一用再用，乃至到了《梵蒂冈地窖》时已经十分华丽的嵌套结构。在《背德者》的引言[4]里，纪德非常“此地无银三百两”地申明：
我若是把本书当作对米歇尔的起诉状，同样也不会成功，因为，谁对主人公产生义愤也不肯归功于我。这种义愤，似乎是违背我的意志而产生的，而且来自米歇尔及我本人，只要稍有可能，人们还会把我同他混为一谈。
而到了正文里，作者在引言中现身之后，又假借了一个名字没有出现的叙事者身份——但是作为旁证，叙事者还有两个有名字的朋友（德尼和达尼埃尔）一起接受米歇尔的召唤，赶到一个叫作西迪贝·姆的地方——仿造《十日谈》的手法，表明这是“听来的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