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非常惦记我。她爱我。”船长说。他抬起了泪水模糊的面孔，好像要使对方相信自己这一不太可能的表白似的。“她爱我。”他凄凄惨惨地重复道。
“但你为什么不在里斯本写？”斯考比又问了一句，“为什么冒这个险？”
“我很孤单，我没有妻子。”船长说，“一个人心里有话要说，不能老是等着啊！而且到了里斯本以后——你知道那种情况——又是会朋友，又要喝酒。我在里斯本有个小女人，她连我的女儿也吃醋。我同她总是吵嘴，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一个星期以后我又得出发。可是在开始这次航行之前，我随时都有写信的时间。”
斯考比相信他说的话。他的故事很不合情理，所以倒可能是真实的。即使在战时，有的时候一个人也需要运用一下听信别人言语的官能，只要这样做不使这种官能进一步萎缩的话。他说：“真对不起。我实在无能为力。也许不会有什么事的。”
“你们当局，”船长说，“会把我列入黑名单。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论哪条船雇我当船长，领事都不会发适航证书。我会在岸上挨饿要饭的。”
“这种事在处理过程中，”斯考比说，“免不了出一些差错。档案搁错了地方什么的。也许你就听不到下文了。”
“我要祷告。”船长不抱什么希望地说。
“为什么不？”斯考比说。
“你是英国人。你不会相信祈祷的。”
“我也是天主教徒。”斯考比说。
船长抬起一张胖嘟嘟的脸立刻打量起斯考比来。“你也是天主教徒？”他满怀希望地喊道。他第一次开始恳求起来。他好像在一个陌生的国土上遇到了一个老乡。他开始谈起他在莱比锡的女儿；他拿出一个破旧的钱包，从里面取出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同他一样毫无风度、肥胖年轻的葡萄牙女人。这间窄小的浴室闷得透不过气来，船长反复地叨念着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突然发现了他同斯考比的一些共同经历：淌血的心窝里插着利剑的石膏像，忏悔室帘幕后的悄声低语，圣衣和圣血液化[20]，黑洞洞的小教堂和复杂的礼规，以及在这一切背后的对上帝之爱。“在里斯本，”他说，“那个女人正等着我呢，她要把我拖回家去，把我的裤子藏起来，不让我一个人到外面去。每天就是喝酒、吵架，直到上床。你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我在里斯本根本不可能给我女儿写信。她那么爱我，她在等着我。”他把自己的一条肥胖的大腿移动了一下，继续说，“那种纯洁的爱。”说着，他又哭起来。在忏悔同渴望的辽阔的领域里，他俩是有很多共同的东西的。
这种密切关系给了船长勇气，他打算从另外一个角度试一试。他说：“我是个穷人，可是我攒了一点儿钱……”他绝对不敢对一个英国人行贿，这只是他对两人信仰的同一宗教所能表示的一点儿最真诚的敬意。
“很对不起。”斯考比说。
“我有英镑。我要给你二十英镑……五十英镑。”他央求道，“一百……这是我的全部积蓄了。”
“这是办不到的。”斯考比说。他迅速地把信放在口袋里，转过身去。在走到房舱门口时他又回头看了一眼，他最后看到的是，船长正在用头磕撞马桶上的蓄水箱，脸颊上的皱褶里满是泪水。当斯考比走进餐厅同德鲁斯会合时，他感到胸口上压着一块磨石。我多么恨这场战争，他在想，他用的词句同船长的一字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