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知道，有一个人正在备受煎熬，他虽然也同样送上祝福，可眼中的悲伤却无法躲藏。
他的名字叫郑山。
就在毕业的那一天，我和郑山骑着自行车回到了石竹村，回到了我们儿时的乐园——石竹花海。从清晨到正午，由正午再到黄昏，我们一整天都没有讲话，只是默契地像少年时代那样躺在花海里仰望天空，直到萤火虫飞舞，与繁星相映成画。
夜深了。郑山突然哭泣。
他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似的抱住我，说了那天唯一的话：“景文，答应我，好好对待萧梅，用两倍的爱！如此，我这一生也就无憾了。”
郑山话毕，奔向石竹花海深处，风的呜咽恰在此时响起。
不久之后，郑山辞去了报社的工作，踏上了开往南方的绿皮火车。
那天送别，我和萧梅一直远远站在人群最后，不敢直视面带悲戚的郑山。然而，当火车缓缓开动的一霎那，郑山却突然向我用力地挥动手臂，激昂地喊道：“景文，记住，我们的青春，永不散场！”
于是，伴着滚动的车轮声，送别的人和被送别的人泪流满面，齐声呼喊道：
“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础。但是，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又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前途最终是光明的。因为这个母体里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壮的新生婴儿降生于世，病态软弱的呻吟将在他们的欢声叫喊中被淹没。从这种观点看来，一切又应当是乐观的……”
——那注定是1980年代特有的风景，美得热血沸腾！伤筋动骨！心裂胆碎！
郑山离开的日子，也是我和萧梅爱情长跑的开始。
我在学校教书，她在出版社当编辑，虽然一个城南一个城北，但距离无法阻挡渴望。我们几乎每天相见，不知疲惫地谈论文学到深夜，然后分别时把早已写就的诗歌互赠对方，或是在细雨飘落的假日回到石竹花海，撑着伞沉寂在博尔赫斯编织的巨大“迷宫”里。也曾有时，我们会为“面包”发愁，为少得可怜的工资无法买下一整套《罗马帝国衰亡史》而遗憾不已，为没有住房放置藏书而失落。但这类现实中的困难，无法击溃我们对文学的热爱，因为我们还有海子，有北岛，有骆一禾，有戈麦，有顾城，有梦，有热血和奋斗的力量……
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
1989年4月，北岛去国。
1989年5月31日，骆一禾死于脑血管大面积出血。
1991年9月24日，戈麦自沉于北京万泉河。
1993年10月8日，顾城在新西兰寓所用斧头砍伤妻子谢烨后自缢。
1994年4月23日，郑山回到阔别多年的江城。
如同许多电视剧里的老套桥段一样，聚会永远是多年不见的朋友们或者老同学们唯一的选择。出现在我面前的郑山成熟沉稳、衣着考究，丝毫不像其他同学那样故作姿态，甚至连西装袖口的商标都未曾摘下。席间大家纷纷交换名片，但郑山却只接不递，颔首微笑，一直保持着学生时代惯有的修养和礼貌。看到他这副样子，我别提有多开心了。那天萧梅坐在我的身边，位置几乎与郑山面对面。我试图从郑山的眼神中阅读出些什么，结果他在望向萧梅时与其他的同学并无二致——这绝不是掩饰，是他真的放下了过往。
聚会的另一项内容从来都是追忆往昔。
追忆往昔的终点又从来都是对照当下，憧憬未来。
一个同学说：“从科员提到副科，我用了七年时间。下一个七年，我的愿望是提到正科。”
另一个同学说：“要是一个月再涨三百块工资，我天天给我老婆跪搓衣板！”
“郑山，说说你的愿望。”
“我嘛，其实很简单，只是希望我们生活过的这座城市繁荣昌盛。”
“原来你从南方归来，就是要回报故地呀！”
“景文，你的呢？”郑山非常认真地望着我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