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
当罗马万籁俱寂时，他隐藏在自己的夜间工作中，这对于他来说正是一种需要。寂静对他是一件好事，而夜晚则是他的朋友。
他就这样地与那些卑微的朋友们交往着，他们是他的助手和他的开心果，而且，他还同另一些更卑微的“朋友”生活在一起：他的家畜——他的母鸡和猫咪。
但他骨子里是孤独的，而且愈来愈厉害。“我总是孤独得很，”1548年，他写信给他侄儿时说，“我同谁都不说话。”他不仅渐渐地与人类社会隔绝，而且与人类的利害、需求、快乐、思想也都分隔开来了。
把他与他那个时代的人们维系在一起的那个最后的**——共和热情——也熄灭了。1544年和1546年，在他两次重病染身时，他的被放逐的共和党人朋友里乔把他接到斯特罗齐家中时，他那股**还放射了最后的一道闪电似的光芒。米开朗琪罗病愈后，便让人去求亡命里昂的罗伯特·斯特罗齐向法国国王请求履行诺言。他还补充说道，如果弗朗索瓦一世前来佛罗伦萨为罗伯特·斯特罗齐恢复自由的话，他保证自己出资为他在市政议会广场建一尊骑在马上的青铜像。1546年，为感激斯特罗齐留他在他家养病，他把两尊《奴隶》雕塑送给了他，后被斯特罗齐转赠给弗朗索瓦一世了。
但这只是政治狂热的一次——最后的一次迸发。他在1545年与贾诺蒂的谈话录的一些片断中，几乎表达了同托尔斯泰的斗争无用论和不抵抗主义相同的思想：
敢于杀害某个人是一种妄自尊大，因为你无法肯定地知道死是否能产生善，而生就产生不了善。因此，我无法忍受那些人，他们认为如果不以恶——也就是以杀戮——为开始的话，就不可能产生善。时代变了，一些新的情况出现了，欲望也转变了，人也厌倦了……总而言之，总是有人们从未预料到的事情发生的。
从前大肆颂扬弑君的那同一个米开朗琪罗，而今在横眉冷对那些想以行动改变世界的革命者了。他很清楚，他也曾是这些革命者之一，而他此刻痛苦地谴责的正是他自己。如同哈姆雷特，他现在怀疑一切，怀疑自己的思想、仇恨以及他以前所相信的所有一切。他背向行动了。
“这个勇敢的人，”他写道，“在回答某人时说：‘我不是个政治家，我是个正直的人，一个有良知的人。’此人说的是真话。要是我在罗马的那些活儿像国家事务似的让我少操点心就好了！”
其实，他这是不再憎恨了。他无法再憎恨了。为时太晚了：我好不幸，因久久地期待而筋疲力尽，我好不幸，那么迟才达到自己的欲望！现在，难道你不知道吗？一颗慷慨大度的、高傲而伟大的心在宽恕，在向冒犯他的人奉献着爱。
他住在特拉扬广场一带的马塞尔·德·柯尔维街。在那儿有一所房子，带有一个小花园。他同一名男仆、一个女佣和一些家畜住在那儿。他同他的男仆女佣不太协调。据瓦萨里说，“他们全都马马虎虎的，脏兮兮的”。他常换仆人，老是痛苦地抱怨他们。他同贝多芬一样，跟仆人老有矛盾。在他的笔记（如同贝多芬的《谈话笔记》）中，仍留有这些主仆争吵的痕迹。1560年，他把女佣吉罗拉玛辞退之后写道：“啊！要是她从未来过这里多好！”
他的卧室暗得像一座坟墓。“蜘蛛肆虐，到处是蛛网。”在楼梯中间，他画了一幅《死神》，肩上扛着一口棺材。
他活得像个穷苦人，吃得很少，而且“夜间因难以成眠，常常爬起来，拿着剪刀干活儿。他给自己做了一顶硬纸壳帽，戴在头上，中间插上一支蜡烛，这样一来，他的双手便腾了出来，借着烛光干他的工作”。
随着年岁增大，他愈发地形单影只了。当罗马万籁俱寂时，他隐藏在自己的夜间工作中，这对于他来说正是一种需要。寂静对他是一件好事，而夜晚则是他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