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二战后的上海空前地繁荣，空前地混乱，空前地动**，空前地凄美。
劫后余生的美国大兵们从昆明、从冲绳、从关岛一批批地涌到上海来，他们犒慰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寻找爱情。异乡风味和战争经历给他们涂上了浪漫的色彩和阳刚的意味，使他们成为斯文柔弱的上海男人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毫不费力地俘获了上海姑娘的心。
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爱情故事上演，而其中大半是悲剧。婴儿一批批地被生下来，这是世界和平的国际产物，是军民友好的副产品。他们的国籍问题后来成了亘久为难的一个疑点。但是在当时，狂欢的二战胜利浪潮里，年轻的心照例是想不到这些现实烦恼的。胜利的喜悦是催情剂，离乱的哀愁是生**，三个月，或者五个月，萍水聚散，云雨欢情，上海大美电台里专门租着一个频道用来播放美国流行歌曲，而机场和海港天天上演着生离死别的剧目。美国大兵和上海姑娘当街拥吻成为常设街景，连围观都引不起来的。
每天都有舍不得走的人不得不走。
每天都有想走的人被迫留下。
每天都有人为了走或者留而烦恼，而哭泣。
黄裳也不例外。
出国的事是早已经定下来，可是她总找着各种各样的借口拖延着。虽然手续一直在办，却总是不大上心，也总是不肯相信，真的就这样与卓文告别了。一夜夜，梦魂无据，飞渡千里，可是山长水远，她望不见卓文，找不到卓文。一张张汇款单长了翅膀飞向酆都，却换不回片言只字。而今，她要走了，自己也成了流浪之身，负债累累。她再也没有能力接济他，可是，又怎能放心就这样离开？
直到有一日，在电影院，散场时，她随着人流往外走，忽然有人碰了她的肩一下，扭转头，是个戴着黑色鸭舌帽的男人，态度很谨慎，可是眼中没有恶意，迅速地塞她一张字条，说：“蔡先生要我交给你。”
她一愣，那人已经消失在人群中。事后很久她才想起，那大概就是她从黄家风手中救出的两个抗日分子之一，可是分不清是胡强或者裴毅中的哪一位。应该是胡强吧，因为学生腔的裴毅估计没有那么快的身手。
她一直走出电影院很久才敢打开那字条，匆草的，只有几行字。首先触入眼帘的，不是内容，而是字体，熟悉得令人心痛。
“我走了，不必打听我的下落，也不需要再给我寄钱。大概没有机会再见面，但我说的每句话，都做数。”
没有署名。
但她当然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他说的什么。如此隐晦，该是因为害怕出意外，遗人以柄吧？他仍然这样地替她着想。
她站在路边的灯柱下哭了。
路边的桂花被吹落了，落在雨中，却仍然散发着依依的芬芳。
又是雨季。
她知道再也不会见他，这张字条，便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接触。是诀别了。
她忽然想起去年，在鬼城，卓文看到蝙蝠飞出望乡楼，曾叹息说：“有个故事，说蝙蝠非禽非兽，立场不稳，结果在禽兽大战中，两边不讨好，最后不得不躲起来，昼伏夜出，惶惶不可终日。我如今，也就好比是一只蝙蝠，里外不是人。日本人、汪精卫、国民党、共产党，不论谁得了势，都不会放过我。我的逃难生涯，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见得到光。”
每每想起他说这些话时脸上那种落寞无奈的忧戚，她的心就一阵阵地疼。然而她自己的处境，又何尝不是一样？她这短短的一生是矛盾的，也是暧昧的，救过汉奸，也救过共产党，她不知道她在整个的社会革命中到底站在一个什么立场上，历史又会对她做出怎么样的评价。以前卓文尊称汪精卫为汪先生她觉得不屑，可是看到报上说汪精卫在南京梅花山的墓被挖开，鞭尸谢众，她又觉得惊心。倒并不关立场的事，她有的只是人性本身最原始的喜恶取向。至于政治，她是完全不懂得也不关心的，可是却逃离不开，卷在政治的漩涡里，糊里糊涂地被左右了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