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做得再大，名声传得再远，说到底，一个没有进士功名的读书人，终究是浮萍。
他想起崔老信里的叮嘱，也想起新任知府客气背后那点若有若无的审视，人家敬他，是敬他“解元”的身份，更是敬他将来可能的“进士”前程，不管如何还是要自身强大才有用。
随后他拿起《礼记·王制》篇，读到那些关于宫室、车旗、服饰的繁琐规定，什么“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眉头越皱越紧。
放下书，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院子里一个老仆正佝偻着腰劈柴，身上是补丁叠补丁的粗布短打。
徐章心里猛地被刺了一下，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百姓，谁会关心天子的堂屋该有多高？这些礼制，定下来是为了什么？若是为了秩序，那这秩序又为何与百姓的活路如此脱节？
他回到书案前，铺开纸笔，将这点疑问记了下来。
“礼之初，或起于俗，本于人情。然今之礼制，多重形制、严等差，细究其文，多与民生无涉，反成虚耗。若礼不能安民、化俗，徒具虚文，其意何在？”
写到这里，他停住了。问题提出来了，答案却模糊，他觉得自己对“礼”的理解，好像一直隔着一层纱，看得见轮廓，却摸不清肌理。
他想起了州学里那位姓周的老夫子。这位老夫子举人出身，却无心科举，几十年都泡在《周礼》、《仪礼》、《礼记》这三礼里，学问极扎实。
只是性子有些孤僻，不爱和热衷功名的士子来往，徐章以前虽听说过他，但自觉学问路数不同，从未深交。
第二天，徐章拿出章实书坊新印的一套《三礼注疏》，准备去周老夫子那登门拜访。
周老夫子住在州学后面一条僻静的小巷里，院子不大，却种满了花草，十分清幽。
老先生穿着半旧的儒袍，正在侍弄几盆兰花，见徐章来访，有些意外，但还是客气地将他请进了书房。
书房里堆满了书，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墨香和旧纸的味道，徐章没有绕圈子，寒暄几句后，便将自己读《礼记》时产生的困惑说了出来，语气十分诚恳。
周老先生听完，慢悠悠地拨了拨茶杯里的浮叶，说道：“你能想到这一层，不算死读书。许多人读《礼》，只知背诵条文，考据名物，却忘了‘礼’本是活的。”
他顿了顿，反问道，“你以为，周公制礼，是凭空想出来这一套规矩的么？”
徐章怔了怔，答道：“想必是参考了前代的制度，加以损益。”
“损益不假，但根本在哪里？在人心，在人情。圣人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譬如丧礼之哭踊，食礼之谦让，最初无不是发自人心之自然，只是后来啊……”
老先生叹了口气，说道：“年代久远，礼文渐繁，执礼者又往往拘泥于形式，忘了根本，这才显得与民生脱节，成了虚设的架子。”
他赶紧追问道：“那先生，礼之本意，究竟该如何把握？又如何看待这古今礼制的流变？”
这一问，打开了周老先生的话匣子。他从上古祭祀谈到先秦宗法，又从秦汉改制说到本朝礼典，深入浅出，将“礼”随时代变迁而不断调整适应的脉络梳理得清清楚楚。
他强调，“礼”的核心在于“敬”与“序”，在于维系人伦、安定社会，具体的仪式条文则是随世情而变的“器用”。
周老先生指了指徐章身上的直裰，说道：“譬如这服饰，前朝士子或许宽袍大袖，本朝太祖立国之初，崇尚俭朴，便改了制式。你说哪个是绝对的正礼？合乎时宜，便于民生，便是好礼。”
两人这一谈，就是整整一个下午。
徐章只觉得眼前一层层迷雾被拨开，许多以前死记硬背却不解其意的条文，此刻仿佛都有了生命，周老先生见他悟性高，听得专注，还能不时提出自己的见解，心中十分赞赏。
临别时，周老先生颤巍巍地走到书架最深处，翻出一个用油布包得严严实实的木匣，打开后，里面是几本纸张泛黄、边角磨损的线装书。
“这是前朝一位不仕的礼学大家留下的读书笔记，老夫私藏多年，市面上绝无仅有，你拿回去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