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作在红旗公社如火如荼地推行开了。宦海淳的婚事则在诸葛爸（年轻时的诸葛大爷）的撺掇下无声无息地展开。那天，宦海淳穿上那套蓝色的的卡料中山装，中山装已洗得褪色，但仍笔挺，穿起来挺精神的。他穿戴整齐，便去供销社的门市部买了一斤点心，装到他常带在身上的黑色人造革背包里，去诸葛爸家。寒暄几句，就要到老孙头家去。临去前，诸葛爸对他说：“宦主任，你可想好了，你如今是国家干部，往后官当大了，可不能学陈世美，坏了人家的闺女啊！”
“诸葛爸说哪里的话，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宦海淳说。
他俩到了老孙头家，老孙头老两口挂着一脸的笑。老孙头名叫孙有富，闺女孙晓玲年龄和宦海淳差不多，生得眉目清秀，心灵手巧，心眼好，心气也高。前些年，尽管上门求亲的络绎不绝，可她连正眼都不看，就断然拒绝。就这样，她的年龄一天天的大了，上门求亲的却越来越少了。真是愁煞了孙有富老两口。前些日子，诸葛爸上门说媒，老两口一听是宦海淳，这个二狗子土生土长的，因此知根知底，如今又是国家干部，这样的乘龙快婿，再到哪儿去找。于是就痛快地答应了。
老两口把宦海淳和诸葛爸让到炕上，孙有富的老伴儿就紧忙端上馍馍盘子，沏上浓浓的茯茶，左让右让，叫他俩吃。他俩吃着馍馍，老伴儿就叫进了孙晓玲。她看了宦海淳一眼，就羞答答地靠着门框站下来，拿手缠着衣角儿。她妈半嗔半认真地对她说：“今儿个人给你领来了，成不成，要你一句话。”
诸葛爸笑笑，对她妈说：“咱们农村的女娃娃没有那么直截了当的。”他对孙晓玲说，“这样，孩子，同意呢，你们就递个换手，这门婚事就算成了；不同意呢，转身就走，咱们买卖不成仁义在，乡里乡亲的，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又对宦海淳说，“你呢？”
宦海淳下了炕，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裹，他一层层地打开小包裹，露出一块亮晶晶的手表。当时，这可是件贵重的礼物，特别是在农村里，十里八乡也难见到一个戴手表的。他走到孙晓玲身边，把它递给她，她接住，转身出了门。她再进来的时候，手里也拿着一个小包裹，拆开来，是一双绣花鞋垫和一支崭新的钢笔。她看他一眼，羞赧地递给他，就双手蒙着脸，破门而出，走了。
宦海淳和孙晓玲的婚事就这样定了。入冬以后，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结成一对夫妻，搬进公社里的一间单身宿舍，过起了家庭生活。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红旗公社开花结果，农业大获丰收，粮食产量大增。社员们当中有句顺口溜，说“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就是自己的”。收入不多，但都能吃饱肚子了。宦海淳也因此成为全县乃至孜胥地区的知名人物。时隔不久，成立了乡党委和乡人民政府，人民公社变成乡政府的经济管理机构，与乡政府并存。钟世财改任乡党委书记，宦海淳升任公社主任，继续主管农村体制改革事务。
一天，宦海淳回到家里，坐在窗户下的一张小方桌旁。孙晓玲给他倒了杯茶，递给他。他接过来，喝了一口，就顺手开了收音机，收听新闻。大变革的浪潮冲击着宦海淳的心灵，他无法预测这场变革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怎样的结果，但他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这场变革与他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联在一起。他虽不是这一浪潮下的弄潮儿，但也不再是昔日的二狗子。当时侯专员把他带下山来，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他命运的转折，更没有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憧憬。现在不同了，他在无意间站在了风口浪尖上，打了一个回合，竟然获得了意外的收获——变成官场上注目的“人物”。
此间，他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在那次万人大会上产生的那种快感，在他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屡屡出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快感，局外人是无法获得、无法品尝的。这种特殊的感觉使他对未来充满了幻想，一种欲望在他的心底暗自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