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大爷去打理他的茶馆，我上到三楼。工作组的其他同志外出搞调查还没有回来，我躺下身子，心潮难平。我早有耳闻，说宦海淳做事雷厉风行，说一不二。就像诸葛大爷说的，他从小就会看风使舵，随机应变。如果事件确实是因为这个工程拆迁了一部分农民的房屋，那么区区几十户拆迁户，怎么可能在宦书记的眼皮底下酿成暴力事件？怎么会有数千人卷进去，其中到底有什么玄机？
第二天，我又踅摸到诸葛大爷的葫芦茶馆里，寒暄几句。我问：“你认识赵大侬不？”他说他认识。我说，“我想和他聊聊，你能不能引见引见？”他说行。
于是我们很快找到了赵大侬，诸葛大爷向他介绍了我，他憨厚地笑笑说：“我们认识。”
“你的记性真好，”我说，“那天在市委的会议室里，我们见过一面。”
他望着我，看上去有所戒备。他说：“我可没有犯法。”接着他说：“那天省长都说了，要尽快给我们答复的。”
我也笑笑，说：“你误会了，我是来向你了解点情况。”于是我就单刀直入地问他，他们的问题为啥拖了这么长的时间。
他说：“那天我们当着省长的面，把什么都说了。”于是他把他在座谈会上说的话，又说了一遍，最后他说：“哪想到宦书记说话不算数，如今葫芦地变成了烂泥塘，上面还架了一座桥。我们乡里人见识短，怎么也看不出，这一没河二没江的，架个桥干什么，真不知道这书记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听人说，”诸葛大爷插话道，“这是宦海淳的通天大桥，据说，修了这座桥，他就能平步青云，做当今的宰相了。你别看这二狗子，人儿小，心可大着呢。”诸葛大爷的语气中显然带着嘲讽的意味。
我看一眼诸葛大爷，不禁笑笑，敷衍道：“这，恐怕也是道听途说吧！”
诸葛大爷看着我，半天才说道：“你慢慢就知道了。”
“不信你问问张老板，这桥就是他修的。”在旁边的赵大侬突然对我说。
“哪个张老板？”我敏感地问道。
赵大侬看一眼诸葛大爷，又看一眼我：“听说是宦书记的啥亲戚。”
“不是啥亲威，”诸葛大爷插话道，“是宦海淳从桑梓县带过来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稍停他又补充道，“是他‘十大金刚’中的一个。”
“哦，是这样，”我问诸葛大爷，“能不能说说这个张老板的情况？”
“不太清楚，”诸葛大爷说，“有人说他能做宦海淳的半个主，你就想想这人的能耐有多大吧！”
这样说了一会儿，越说越复杂，越说越是说不清楚。诸葛大爷要去料理他的茶馆，赵大侬也要去做他的事，我们就谈到这里，说好以后有啥事还来找他，他答应着，我们就告辞了。
过了几天，外调的同志陆续返回，我们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开会，汇报各自了解到的情况。从大家汇报的情况看，事件的起因确实是因瑶池环保工程征地拆迁引起的。正如我在干打垒了解到的情况那样，这些拆迁户的住房和土地补偿长期得不到解决，为此他们找过区长，找过市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甚至找过主管副市长、市长，但都没有用。原因很简单，因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决策权牢牢地掌握在书记宦海淳的手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解决这个问题。村民得知这一情况后，就找宦海淳，找了几次，不是被他拿各种借口拒之门外，就是搪塞他们。无奈之下，他们集体去上访，不料这位书记还是无意于见他们。后来人越聚越多，场面失控，就酿成一起暴力事件。
就事论事，就这么简单，事件背后的水有多深？要不要深入调查下去，就不是我们组里所能决定的了。于是我们就撤回市里，向有关方面汇报情况。汇报完工作，我在楼梯口碰上了宦海淳的秘书倪布然，两人客气了一番，他邀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坐坐，我知道这也就是客套话，不过，我还是想顺水推舟，就坡下驴，到他那儿走一遭。一来觉得这个人很实在，城府很深，可交。俗话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交一位知心朋友，也不枉在乌酉走了一趟。二来自己出门在外，有个人说说话，也是个消遣。更重要的是好奇心使然。我对宦海淳的传奇人生有点儿兴趣，倪布然担任宦海淳的秘书多年，想必对这位书记不但知其然，还可能知其所以然。于是，我跟着倪布然进了他的办公室，坐下来，他给我泡了杯茶，两人就寒暄起来。话题自然由下乡说到这次事件，由事件说到宦海淳。说到宦海淳，他格外小心谨慎，这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他是宦的秘书，秘书是不可以随便议论自己的领导的。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这是官场上的潜规则，比明文规定甚至比法律还管用。作为一个合格的秘书，深知其中的奥秘。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去碰触的。但从他说话的语气中，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我还是多少感受到，他对这位书记的认同有所保留，对他的所作所为也颇有微辞。这样想着，就告别倪布然，出了市委大院，上街随意溜达着，不想却碰上诸葛大爷。和他寒暄了几句，我请他到我的房间里去坐坐，他客气了一番，还是同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