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张爱玲是不信婚姻的。她少年老成，惯于独来独往。喜欢将一切心事付诸笔端，大千世界在眼前，而非心间。哪怕处于闹市人群，她生活的地方，常年只有一个自我。
这样不善甚至是不喜与人交际的秉性，是拜她的家庭背景所赐。
张爱玲出生在身世显赫的官宦家族，提起祖父的名讳，但凡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要惊掉下巴。张佩纶，清朝末年鼎鼎有名的翰林讲师、左副都御史。而其曾外公则是影响了近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晚清军政重臣李鸿章。
张佩纶其人刚正不阿，平常除了喜欢弹劾贪官污吏，有事没事就爱评议朝政。李鸿章则更是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为促进大清发展，直追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真可谓功在社稷。
“求本溯源”，张爱玲的性格里，继承了祖上人的固执、坚定与果敢。
张佩纶因与法国人交战失利，迫于舆论压力躲到黑龙江热河。原本以为官场之路至此断送，孰料李鸿章慧眼识英豪，从众位优秀青年里挑中他，并做主将二女儿嫁给他。时年，张佩纶已年过四旬，且系三婚，而李菊藕刚满二十二岁。
婚后，两人生育一子一女，即是张志沂（张爱玲父亲）与张茂渊（张爱玲姑姑）。
也许是夫妻二人的教育没有做到位，生于官宦世家与书香门第的张志沂，并没长成一个大人们盼望的才华与胆识并重，对待工作和生活足够认真的年轻人。
19岁，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张志沂与来自南京黄军门的贵小姐喜结连理。提到张志沂就不得不重提他的母亲李菊藕。
李菊藕出身尊贵，自小家风严训，受李鸿章熏陶，她自幼酷爱读书批文，很有一套独特的思想，是个敢于质疑、勇立新说的新女性。
光绪十五年己丑五月二十一日，张李夫妇阅宋人笔记《清波杂志》，在翻到北宋理学家胡瑗的“嫁娶说”时，李菊藕大不以为然。
胡瑗的观点是“嫁女须胜吾家，娶妇须不若吾家”。李菊藕在书的空白处，立批之曰：
“此矫世之言也，非圣贤之言也。夫其所见似与世之求援系者稍异，然充类尽致则贵家之女将无可嫁之士，而贫士可以乞丐之女为妻矣，岂理也哉！夫嫁女须胜吾家，娶妇须不若吾家，第以防其骄而亡。其妇女平日若教以三从四德，何至入门而骄其尊，傲其夫婿哉！不清其源，治其本，而于姻戚之家斤斤计较其贫富贵贱，所以似高而实陋耳。”
她认为，若将“三从四德”改为“读书明理”，这段话读起来就宽宏大量得多，放之四海皆准。
张佩纶晚年官场失意，最后沦落到不惜借酗酒消磨残生，使李菊藕有所不快。李鸿章心疼女儿的处境，频频写信给予宽慰，无奈并不奏效。
1902年前后，李鸿章与张佩纶先后离世，偌大的家庭瞬间只剩李菊藕一个女子在支撑。更可叹当时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7岁，一个才2岁。李菊藕37岁守寡，心有戚戚，终日致力于闭门教子。
一个妇人带着两个小儿，苦挨岁月已属不易，奈何她内心倔强，偏咽不下一口恶气。她把振兴家族的希望，全数寄托在两个孩儿身上，特别是对儿子张志沂寄予厚望。曾在家中做工的老女仆回忆说，“打小就盯着儿子张志沂背书，三爷背不出书，打呃！罚跪。”
她的严厉多少取得了些成绩，最显而易见的是，成年后的张志沂还非常擅于古文的背诵，甚至可以倒背如流，毫无压力。闲来无事，他就会在家里绕室咏哦，末尾处拖了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
除了学问，在穿衣打扮上，李菊藕对他也有着近乎苛刻的坚持。她不允许儿子作纨绔子弟的打扮，鲜衣怒马明显不是她的风格，她要求儿子庄重朴实、穿着得体，因此，从小到大，张志沂常穿颜色娇嫩的老式衣服，满帮绣的花鞋，丝毫不时尚。
强势的母亲，往往只能培养出一个性格软弱的孩子。大概是童年太过苛刻，没有得到应有的快乐。成年后的张志沂，并没像父母希望的那样，成为一个振兴家族的栋梁。
自从娶了张爱玲的母亲，他逐渐意识到：这位出身名门，思想作风西化的小姐，根本不是他感情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