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在他去世后，生前孜孜不倦地写了二十载的日记得以出版，我猜测他此时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了。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他认识一些当时文学和戏剧界中的重要人物，比如演员莎拉·贝恩哈特（SarahBernhardt）和吕西安·吉特里（LucienGuitry），作家罗斯丹（Rostand）和卡普斯（Capus）等人。他以一种活泼，有时又略显刻薄的笔调，记录了与这些人的交往。在这里，他敏锐的观察力派上了用场。虽然他刻画得十分逼真，将这些聪明人之间的对话也写得十分生动，但是，要想真正欣赏和领会日记的这些部分，你可能得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几年的巴黎有所了解，当然，亲身经历也行，道听途说亦可。当这一作品出版时，他同时期的作家感到十分愤慨，他们发现当儒勒·列那尔写到他们自己时是多么尖刻，他所描绘那个时代的文学生活是多么野蛮。人们说，狗不咬狗，对于法国的那些文人墨客而言，却并非如此。我认为，在英国，文人墨客之间很少相互搅扰。他们不会像法国作家那样形影不离，他们各干各的，相遇的机会很少，甚至会尽可能地避免偶遇。我记得有一位作家多年前对我说过：“我更喜欢和我的素材一起生活。”他们甚至都不阅读彼此的作品。有一次，一位美国评论家来英国采访几位文学界的杰出作家，当他发现他此行见到的第一位杰出的小说家，竟从未读过一本吉卜林的书时，便放弃了此次采访。英国作家喜欢评判自己的同行，他们会告诉你某个作家相当不错，然后说另一个没什么影响力，但他们对前者的热情很少达到发烧发热的程度，他们对后者的不满表现得更像是冷漠而不是贬低。他们不会嫉妒别人的成功，当同行明显德不配位的时候，他们会大笑但不会愤怒。我认为英国作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可能和其他人一样虚荣，但是他们的虚荣心满足仅限于私人圈子里的欣赏。除了仅有的一两个人，大部分人都不会被差评过度影响，所以他们也不会卑躬屈膝地去讨好书评人。他们自得其乐，互不干扰。
法国的情形便大相径庭了。在那里，文学生活是一场无情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某人会向另一人发起挑战，某个群体会向另一群体发起猛烈的攻击，你必须时刻警惕着敌人的糖衣炮弹和陷阱，你永远都无法保证你的朋友不会在背后捅刀。这是一场所有人之间的相互战斗，并且就像某种摔跤比赛一样，几乎没有规则，人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被允许的。这种生活充满了算计、嫉妒、背叛、恶意和仇恨。我认为这一切都不是毫无缘由的。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法国人对待文学的态度比我们更加认真，一本书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对英国作家来说却无足轻重。他们随时会与人就原则性问题进行争论，其激烈程度往往会让我们感到惊讶和可笑，因为我们无法理解他们怎么会在文学这件事上如此较真儿，他们夸张的样子看上去非常滑稽。另外，政治和宗教也总是与法国文学纠缠在一起，某本书的作者被疯狂地抨击，不是因为书写得不好，而是因为他是新教徒、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无信仰者。法国的这种情形，大部分还是值得称道的。作家不仅认为他自己写的书很重要，还觉得其他人写的书也同样重要，这一点很好。作家们起码认识到了书籍确实意义重大，如果一本书的影响是有益的，它的价值就必须得到维护；如果是有害的，就必须受到攻击。如果书籍的作者自己都不认为自己的作品重要，这些书就肯定不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在法国，正是因为作家们认为自己的书非常重要，他们才会如此极力地维护自己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