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早餐时，我遇到了一个奇怪的人。他是一个轻骑兵，为他的团打头阵。当他吃早饭时，一个勤务兵牵着他的马站在广场的树下。他告诉我，他是一个哥萨克人，出生在西伯利亚，十一年来一直在边境与中国人作战。他瘦瘦的，五官分明，蓝眼睛又大又醒目。他在瑞士待了一个夏天，在战争爆发前三天接到命令，必须立即前往法国。宣战后，他发现自己无法返回俄国，并被派到法国骑兵团任职。他健谈、活泼、喜欢自夸。他告诉我，他俘虏了一名德国军官后，把他带到了自己的住处。在那里，他对他说：“现在我要让你瞧瞧我们是怎样对待俘虏和绅士的。”然后，他给了德国军官一杯巧克力饮料。喝完后，他说：“现在我再来让你看看你们是怎么对待他们的。”然后，他在德国军官的脸上甩了一巴掌。“那他怎么说？”我问。“什么都没说，他知道如果他开口，我就会杀了他。”他和我聊起了塞内加尔人，他们坚持要砍下德国人的头：“这样你就能肯定他们死了——et ?afaitunebonnesoupe（法语：而且用来炖汤也不错）。”他这样描述炮弹：“它们嗖嗖地飞蹿，直到它们落下，你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炸死。”
离这儿不到二十五公里的地方还在打仗。等待午饭的时候，我和一个非常机灵的十三岁小伙子聊了起来。他告诉我，前几天有两名俘虏被押着路过这里。男孩补充说，当时自己的帽子里装满了热栗子，他把栗子一个一个地往那两个可怜的家伙脸上砸。当我告诉他那样做很不像话的时候，他大笑起来，说：“为什么？其他人都在打他们。”后来，来了几个德国人，他们要取一辆征用的汽车，和市长一起开车去放车的那栋房子。宪兵们，有十个人，听见这话，便跟踪了过去。当他们到达时，军官正和市长一起走进房子，还有一个德国兵正在汽车下面鼓捣着什么。军官走到一旁，让市长走在他前面。“这说明他很有礼数。”给我提供住处的老太太这么说。就在这时，宪兵们向他开了枪，然后又开枪打死了汽车下面的那个人。其他人举手投降，但宪兵们还是开枪把他们全都打死了。
我被分到一间古怪的小房子里居住，给我提供住处的是一个退休的老伙计和他的妻子。他们有三个儿子，都被征走当了兵。他们非常热心，很高兴有个军官住在他们家里，希望能为我做他们能做的一切。他们在我上床睡觉前给我热牛奶，还说只要我住在那里，他们就会把我当成他们的儿子一样对待。这是一个小房间，有一张带篷的大木床，往外看可以看到一个院子和一个倾斜着的红色大屋顶。
整个上午我都在一个由学校改成的医院里面忙活。这里肯定有两百到三百名伤员。整个医院臭气熏天，没有一扇窗户开着，地板也没有打扫过，肮脏和悲惨得令人难以置信。似乎只有两名医生负责照顾他们，还有几位外科医生助手和镇上一些不懂护理知识的妇女在帮忙。那里有一个德国战俘，我和他聊了一会儿。他的腿被切掉了，他觉得，如果他是法国人，就不会被截肢。医生助手让我向他解释，想要拯救他的生命就必须要截肢，并绘声绘色地向我详细解释了当时这条腿的状况。那个战俘闷闷不乐，一言不发。他正饱受思乡之苦。他躺在那里，脸色蜡黄，长着一撮乱蓬蓬的胡须，一双疯狂而痛苦的眼睛。为了帮助他，医生在他旁边放了一个同样被截肢的法国人，好让他知道法国人也是一样要截肢的，而那个法国人躺在**，还挺高兴的样子。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做过这种工作了，一开始我感到尴尬和不知所措，但很快我发现我能帮上忙，但也仅限于此，那就是清理伤口，涂碘酒，包扎伤口。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伤口。有的是肩膀上超大的伤口，骨头都碎了，流着脓，臭气熏天；有的是背部裂开的伤口；有的是子弹穿过肺部的伤口；有的双脚都炸碎了，你都不知道他的肢体能否保得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