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跟我说，在离她不远的一所房子里有高更的画，我说我想看看，她叫来一个男孩给我带路。我们沿着大路行驶了几英里，然后拐了弯，开到草地中一条泥泞的小路上，最后来到了一幢破旧不堪、灰沉沉、摇摇欲坠的房子前。除了几张地垫之外，屋里什么家具都没有，一群脏兮兮的孩子挤在走廊里头。一个年轻的男人躺在走廊上抽烟，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悠闲地坐着。房子的主人，一个塌着鼻子、面带微笑的黑皮肤原住民，走过来招呼我们。他请我们进屋，我一进去就看到了高更画在门上的画。原来高更在那所房子里病了一段时间，由现任房主的父母照料，当时的房主只是一个十岁的男孩。他对他们的悉心照料很是满意，好转以后，就想留下一些关于他自己的回忆。在这所平房的两个房间之中，其中一个有三扇门，门的上半部分是玻璃板做的，每扇门上都被画了一幅画。有两幅差不多已经被孩子们抠干净了；有一幅除了角落处有一点模糊的头像以外几乎什么都没有了，而另一幅还能看到一个女人的躯干，她以热情优雅的姿态向后仰着。第三幅保存得还不错，但很明显，再过几年，它就会和另外两幅画一个下场了。房主对画本身并不感兴趣，仅仅是把它们当作对这位死去的客人的纪念，当我跟他说他还可以留下另外两幅画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卖掉第三幅。“但是，”他说，“我得买一扇新门啊。”“多少钱？”我问。“一百法郎。”“好吧，”我说，“我给你两百。”
我想，在他改变主意之前我最好把画带走，于是我们从我来时开的车上找来工具，拧开铰链，把门带走了。当我们回到酋长家的时候，为了便于携带，我们把门的下半截锯掉了，然后把它带回了帕皮提。
我坐着一只敞篷小船去莫雷阿岛，船上挤满了原住民和中国人。船长是一个白皙的、红脸膛儿的原住民，有一双蓝眼睛，又高又壮。他会说一点儿英语，也许他父亲是个英国水手。船一离开环礁带，我就知道我们的这趟旅程会很艰险。海浪很高，拍打着小船，浇得我们浑身湿透。船摇晃着、颠簸着。突然，狂风大作，大雨倾盆。海浪排山倒海。我们的小船冲出海浪，这真是一次激动人心（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惊恐）的经历。在整个过程中，一个原住民老妇人坐在甲板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粗大的土烟。一个中国男孩不停地呕吐，吐得一塌糊涂。看到莫雷阿岛越来越近，看清了椰子树，最后进入潟湖，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大雨倾盆而下。我们全身都湿透了。我们上了一艘从岸边开来的捕鲸船，然后蹚水上岸。雨不停地下着，我们沿着一条泥泞的路走了四英里，穿过一条条小溪，一直走到我们要住的房子。我们脱下衣服，裹上了沙滩巾。
那是一间木框架小屋，有一条走廊和两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都有一张大床。后面是厨房。它的主人是一个新西兰人，这会儿不在家，他和一个原住民女人一起住在这里。小屋前面有一座小花园，里面种满了提亚蕾花、木槿花和夹竹桃树。花园旁边有一条小溪流过，花园里有一个小池塘，用为浴池。水很清亮，闪闪发光。
走廊的台阶上放着一个盛着水的大锡桶和一个小锡盆，人们可以在进屋之前洗脚。
莫雷阿岛。这里原住民的房子是长方形的，上面盖着一层粗糙的大叶子的茅草，房子是用细竹竿扎成的，扎得很细密，阳光和空气可以透进来。房子没有窗户，但通常有两三扇门。大部分屋子里都有一张铁床，而且几乎都有一台缝纫机。
礼拜堂是同样的构造，但是非常大，每个人都坐在地板上。我参观了一次唱诗班排练，由一个盲人女孩领唱，他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唱着长长的赞美诗。在近处听着，他们的声音又大又刺耳，而当你在远处，坐在柔和的夜色中聆听时，他们的歌声又显得十分优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