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小镇上过夜。对于驾车穿越欧洲大陆，在中途逗留的人们来说，这里十分方便，旅馆里住满了人。每个人都睡得很早。十点钟的时候，一个房间里的女人打了个电话到华盛顿，在那框架结构的房子里，你可以清楚地听到她说的每一个字。她想找一个姓汤普金斯的少校，但她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她告诉接线员他在陆军部工作。不久她就接通了华盛顿，当接线员告诉她找不到这个人时，她勃然大怒，说华盛顿的每个人都认识汤普金斯少校。她说她有很重要的事，必须要和他谈谈。她的电话被切断了，几分钟后她又试了一次。她每隔一刻钟就试一次。她辱骂当地的接线员，说这是个什么鬼地方？她还辱骂华盛顿的接线员。她骂的声音越来越大，没有人能睡得着，愤怒的客人们打电话到办公室，夜班经理上了楼，试图让她安静下来。我们听见经理温和地劝她，而她恶言相向，他说不过她，又回去了。她又开始给交换局打电话，她打了一遍又一遍，她叫喊着。愤怒的男人穿着睡衣，蓬头垢面的女人裹着头巾，走进过道，猛敲她的门，叫她不要再吵了，好让他们睡觉。她叫他们见鬼去吧，变着花样地骂，惹得端庄的淑女们勃然大怒。经理又被找了过来，他一筹莫展，只好请警长来。警长来了，但他也不是她的对手，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就派人去请医生。在此期间，她不停地打电话，对接线员大喊着脏话。医生来了，看了她一眼，耸了耸肩，说他无能为力。警长想要医生带她去医院，但是出于某种我无法理解的原因，医生拒绝了，好像说她是别的州的暂住者，如果她疯了（因为所有这些愤怒的人对此都深信不疑），可能会需要本州来负责治疗费用。她继续打电话。她尖声叫道，她必须接通汤普金斯少校，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她终于接通了他。当时是凌晨四点，旅馆里没有一个人合过眼。
“你找到汤普金斯少校了吗？”她问接线员，“你肯定你接通他了吗？他在吗？”然后，她气势汹汹、一字一顿地强调说：“告——诉——汤——普——金——斯——少——校——我——不——想——跟——他——说——话——”
说完，她把听筒“砰”的一声挂上了。
爱国主义有一点很奇怪：换个地方，它就不起作用了。许多年前，我写了一部叫《恺撒之妻》的剧本，在英国很成功，在其他地方却不尽人意。这出戏写得还不错。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民来说，英国人为国家而牺牲自己，这种事情似乎是不可能的，听上去很荒唐。我在现在的战争剧中也注意到了同样的情况。虽然这些电影都有很多废话，但只要涉及美国人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美国观众就会照单全收，同样的英雄主义、同样的自我牺牲若是发生在英国人身上，激起的则是他们的嘲笑，而不是同情。他们对英国人在伦敦轰炸期间表现出的勇气很不耐烦，英国人在希腊的溃败（这是所有参加远征的人都预料到的结果）和他们在克里特岛的无望处境，只会激起他们的愤怒。
南卡罗来纳。风吹在松林间的呜咽，就像远方黑人的歌声，向漠然的上帝唱着他们忧伤的歌。
不知道一个故事的架构算不算是一种记忆手段，让你把它牢牢地保存在记忆里。为什么人们会记得盖伊·德·莫泊桑最好的小说，比如《羊脂球》《泰利埃公馆》《遗产》，就算过了四十年仍然记忆犹新？这不仅仅是因为故事本身，里面的故事并不比我们读过又忘掉的其他一千个故事好多少。我想到这些，是莫泊桑的一个短篇小说引发的。它已经出现在好几本选集里了，我没有把它放进我编的那本书里，我想他或许不开心了。他的写作很有特色，在描述环境的感觉、气味和印象方面，他有着美国人所特有的好本事。故事既有趣又复杂，但是它分成了两部分，每个部分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好故事，而他没有结构意识，所以没有把它们组合成一个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