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在舞台上鞠了最后一次躬（只是打个比方，因为在我最初的几部戏剧之后，我就拒绝做这种丢人现眼的事了），媒体和我的朋友们都认为我不是真心的，以为我退隐一年左右就会复出。但是我从来没有复出过，也从来没有复出的打算。几年前，我决定再写四本小说，然后就收笔，但连小说也不写了。我只写了一本（我没有算上我写的那部战争小说，那是我在美国时上面布置给我的战时工作的一部分，我觉得写这部小说真心累人），但我觉得现在不太可能再写另外三部了。按照我的设想，这三部故事，一部写发生在16世纪西班牙的奇迹故事；第二部写马基雅维利在罗马涅留宿在切萨雷·博尔贾府上时的故事，那段经历成了他创作《君主论》的最佳材料，我打算在他们的谈话材料中穿插进他写《曼陀罗花》的蓝本。我知道作家们经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创作小说，那些事情也许微不足道，但通过巧妙的创作就会变得妙趣横生、引人注目，我想，如果把这个过程反过来，从小说来推测作者的亲身经历应该会更有意思。我本想写一本关于伯蒙齐贫民窟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小说，写完就收笔。我想，五十年前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写的就是伦敦无所事事的穷鬼，如果我最后再写一部关于他们的故事，那将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圆满结局。但我现在只是把这三部小说作为消遣，供我无聊时的遐想之用。这才是作者从他的书中获得最大乐趣的方法，一旦他写好了，它们就不再是他的了，他也不能再用他想象中的人的谈话和行动来娱乐自己了。我想我也不可能在七十岁或更高的年龄写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因为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了灵感，也没有精力和创造力了。即便是最伟大的作家，文学史也看不上他老年时期的作品，文学史对此有时会报以怜悯和同情，但更多的是漠不关心。我自己也见证过才华横溢的作家们江郎才尽，实在可悲，他们继续写下去，但力不从心，和以前的水平相去甚远。一个作家只有跟他同时代的人才有最好的交流，让下一代去选择他们自己的代表人物才是明智之举。不管他允许与否，他们都会这么做。他的语言对他们来说像天书一样，什么都看不懂。我毕生致力于总结我的生命和生命活动模式，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我添加进去的了。我已经实现了自我，我非常愿意就此结束工作。
有一个迹象让我注意到自己这样做是明智的，那就是尽管我总是活在未来而不是当下，但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留恋过去了。当未来不可避免地如此短暂，而过去又如此漫长时，我这个样子或许是很自然的。我总是提前制订计划，并执行这些计划，但是现在谁还能制订什么计划呢？谁能知道明年或后年会发生什么呢？一个人的境况将会怎样，是否还能像以前那样生活呢？我以前喜欢惬意地躺在一艘帆船里，在碧蓝的地中海里**漾，那艘船已被德国人抢去，我的车也被意大利人据为己有了，我的房子先是被意大利人占去，现在又被德国人抢了去，我的家具、书籍和照片散落得到处都是——如果它们没有被抢劫一空的话。我享受过人们所渴望的每一种奢侈生活，还有两间自己的房间，有一日三餐，有一个可以借书的好图书馆，这些就足以满足我的需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