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A太太很多年了。她是个美国人，嫁给了战前在彼得堡任职的外交官。前几天我在巴黎遇见了她。她告诉我她因一次奇怪的经历而心烦意乱。她遇见了一位俄国朋友，她们在革命前就互相熟识，那时这位朋友很富有，还经常参加她举办的聚会。而此时看到这个朋友衣衫褴褛，A太太十分震惊。她拿出一万法郎让朋友去买几件新衣服，这也许还能帮她找到一个卖衣服的差事，或者类似的工作。一个星期后，A太太又见到了她，还是穿着同样的旧衣服，戴着同样的旧帽子，穿着同样的旧鞋子。她问她为什么没有给自己买一套新衣服。这个俄国女人面露愧色地告诉她，她的每个朋友都很贫穷，都穿得很破旧，倘若只有自己衣着光鲜，她会很难接受，所以她邀请朋友们去银塔餐馆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她们去了一家又一家夜总会，直到花完了最后一分钱。她们早上八点回到家，身无分文，疲惫不堪，但很开心。A太太回到丽池饭店，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丈夫，他因为她浪费钱而生气。“你不能为这样的人做任何事”，他说，“她们无药可救”。“他当然是对的”，当她告诉我这个故事时，她如是说，“我当时也很生气，但你知道，不知怎的，我不禁有点儿羡慕她们”。我的朋友悲伤地看着我，叹了口气接着说：“我觉得她身上有一种我从未拥有、也永远不会拥有的气概。”
查理·卓别林。他外表和蔼可亲，身材匀称，令人羡慕，手和脚小巧好看。他五官端正，鼻子相当大，嘴巴灵巧，眼睛也很好看。他乌黑的头发中夹杂着几缕白色，飘逸而丰盈。他的动作异常优美。他有些腼腆。他的口音中仍有他年轻时伦敦腔的痕迹。他精神抖擞。在一群令他感到自在的人中间，他会尽情地胡闹。他的创造力是丰富的，他的活力永不衰竭，他极具模仿天赋：尽管对法语或者西班牙语一窍不通，他也能模仿那些说这些语言的人，模仿得惟妙惟肖，十分有趣。他表演两个兰贝斯贫民窟的女人之间的即兴对话，那场景既怪诞又感人。就像所有的幽默一样，它们依赖于密切的观察，而它们的真实性，及其真实里暗含的意味，都是悲剧性的，因为它们让人联想到那些人物贫穷而凄惨的生活。随后，他会模仿二十年前音乐厅里的各种表演者，或者模仿沃尔沃斯路上一家小酒馆里的马车夫义演会上的业余演员。但这仅仅是列举：我没有去描述他举手投足间令人难以置信的魅力。查理·卓别林会轻而易举地让你笑上几个小时，他是个喜剧天才。他给人带来的乐趣是简单的、甜蜜的、自然的。然而，你总有一种感觉，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种深沉的忧郁。他是一个情绪化的人，不需要他开玩笑似地说：“哎呀，我昨晚心情很糟，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就可以感受到，他的幽默中充满了悲伤。他给你的印象不是一个快乐的人。我觉得他对贫民窟有一种怀旧之情。他享有的名望，他的财富，把他禁锢在一种只会让他感到约束的生活方式中。我想，当他回顾他那贫穷困苦却自由自在的青年时代时，会有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对自由的渴望。对他来说，只有伦敦南部的街道才是嬉闹、欢乐和肆意冒险的场所。在他看来，它们充满了真实感。那些保养得很好的大街，两旁都是整洁的房屋，住着有钱人，却永远无法带来那种真实感。我能想象到，他走进自己的房子，心里疑惑着自己究竟在这个陌生人的房子里干什么。我想，唯一能让他有家的感觉的地方，就是肯宁顿路上那个房子的二楼了。一天晚上，我和他一起在洛杉矶散步。走着走着，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城市最贫穷的地区。那里都是肮脏的廉租房和破旧俗气的商店，出售着穷人日复一日购买的各种商品。他顿时容光焕发，声音里透出轻松愉快的感情。他叫道：“我说，这才是真正的生活，是不是？其余的都是假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