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看到涅瓦大街上一个奇怪的、可怕的家伙在沉思，在俯瞰人群。他看上去几乎不像人。那是一个畸形的侏儒，诡异地坐在一根粗杆子顶上的小座上，杆子高得足以把他举过路人的头顶。一位健壮的农民在下面扶着这根杆子，收着善心人的施舍。那个侏儒就像一只巨大的鸟坐在栖木上一样，他的头上有一种像鸟一样的东西，从而使得这种效果更加明显，但奇怪的是，他的脑袋形状还挺匀称的，一看就是个年轻人。他长着大大的鹰钩鼻，嘴唇厚厚的。他的眼睛很大，双眼靠得很近，目不转睛地盯着前面。他的太阳穴凹陷，脸颊苍白瘦削。他五官的奇异之美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在俄罗斯，人们的五官通常是模糊而扁平的。这个脑袋就像某个罗马帝国元首的雕塑画一样。这个家伙一动也不动，像猛禽一样聚精会神地望着人群，却又好像什么也没看，他的样子显得有些阴险，那片凶狠残忍的厚嘴唇弯成了冷笑的样子。这个家伙的高冷中有一种可怕的东西，既轻蔑又冷漠，既恶毒又宽容。人群就像身处“讽刺精神”的注视下一样，来来往往的人在农民的盒子里投入铜板、奖券和纸币。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到达涅瓦大街的尽头，四周变得更加脏乱破旧。这些房屋看起来就像城郊的房屋一样脏乱不堪，让人不禁去想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肮脏的秘密。走着走着，就突然没了路，好像道路还没铺完一样，这就来到了修道院的大门口。走进大门，两边各有一片墓地，再穿过一条狭窄的沟渠，便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大的四方形院落，草长得又嫩又绿，令人仿佛身处乡间田野。庭院的一边是个小礼拜堂，还有一座大教堂，四周围绕着修道院的一些低矮的白色建筑。这些建筑精巧而奇特，尽管装潢非常简单，却给人一种华丽的感觉，像是17世纪的荷兰淑女，一袭黑衣，却显得庄重而华贵。这些建筑有些古板，却一点儿也不矜持。桦树上的白嘴鸦呱呱叫着，把我的记忆带回坎特伯雷城郊，因为那里也有白嘴鸦总在呱呱乱叫，这种声音总能激起我的忧伤。我想起了我的童年，因为腼腆，那时周围虽然有一群男孩，但我还是感到十分孤单、不快乐，但那时的我又是十分富足的，因为我对未来有着模糊的梦想。此时此刻，在我的头顶盘旋着的，是与彼时坎特伯雷城郊同样的乌云。我想家了。我站在这个东正教堂的台阶上，望着那长长的一排修道院建筑，还有那掉光了叶子的桦树，但我看到的是长长的坎特伯雷大教堂中殿，它的飞檐，还有它的中央塔楼，在我饱含深情的眼中，它比欧洲任何一座塔楼都要壮观和赏心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