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自强，自信，自尊
记者：1994年，你离开新华社自己创一条新路，是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
王志纲：基于我对大势的三点把握。
一是我认为我这个人是把新闻当成事业来干的，当它只能是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时，对我就失去了意义。昨天我已经历了许多高峰，不想再简单地重复自我，我还有许多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当时我对新华社还是有感情的，希望能在体制内调整，搞影视，但是得不到应有的理解，所以感到非常苦恼。
这就引发了我的第二点考虑。当时有人问我为什么离开新华社，我说：说白了，我是找裤子去了。我想实现自我超越，在传统的结构里解决不了，只好到体制外去。就像一个人他已长到一米八了，他希望发给他一套大号的衣裤，但是管衣服的人说别人中号的都穿得很宽松，就你挑剔。最后他在别人眼里还成了爱捣蛋的坏孩子。那么他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他只好自己去找裤子。这裤子就在体制外，好比灯笼裤，人长多大它都能装下去。
三是基于一种判断。中国既然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靠知识创造财富就会成为可能。我自认是较优秀的知识分子的一员，如果连我下海都养活不了自己，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救了，中国也就没救了。中国没希望了，我个人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因此，我就义无反顾地告别了新华社。而且给自己规定了“三个回避”，开创一种自立、自强、自信、自尊的生活方式。
记者：哪三个回避，你能解释一下吗?
王志纲：当我离开体制的时候，人们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王志纲之所以这么牛气，靠的是新华社这块招牌，没有了这块招牌，就等着看好戏吧。二是认为我关系广，肯定得靠那些老关系。但我既然离开体制，就是要走一条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道路。不靠救生圈、救生艇，就像是划着独木舟的印第安人，独闯风浪。由此，我提出了“三个回避”：第一，回避昨天曾帮助过我的许多企业家，不愿意让他们一见面就说“老王下海了，需要什么帮助？”这好像是化缘。如果是这样，我的下海就太荒唐了。第二，回避昨天新闻界的朋友。因为社会上有些人认为王志纲要做事离不开新闻炒作，必须靠新闻界生存。为此，我就干脆回避新闻界，有自己的活法。第三，回避昨天来往的官场之人。以我过去的经历，如果找一些头头们帮忙，也许可以走捷径，但我这个人从来不求人。这就迫使我自尊、自立、自强，当然这个前提是自信。现在5年过去了，可以交答卷了。我们终于在新的土壤上生长起来了。人们已经忘记了记者王志纲，而只知道策划人王志纲。
我们向往明天，不炫耀过去。中国咨询行业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我们作为咨询业的探索者才开始从小学进入中学，还要读大学、硕士、博士……我们要不断超越自己，这个行业可以说是学海无涯，具有广阔天地。至于说明天社会历史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说法，那是客观的问题。我们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对我带领的团队、对我们所进行的探索，充满自信。
记者：大家都很关心你下海后第一单生意是怎样做的，就是第一桶金是怎么挖的。
王志纲：没有第一桶金可言，对我来说只有第一块银子。我当时离开单位时面临着一个问题，被要求半年内交回住房，所以我首先要解决房子问题。正好这个时候一家广告公司接了一单业务，对方老板提出“你们如果能把王志纲请来，这单业务就给你们做”，这家广告公司就希望我出面策划，并请我开价，我说可以，当时开出了6位数的出场费，没想对方完全接受了。这个6位数的出场费后来成为一个很著名的例子，被许多人引用为体现知识分子身价的范例。
当时开出这个价有两个参照：一是，当时国内著名歌星的出场费是5位数，我想如果智慧的身价不如歌星，那太说不过去；另一个原因就是要教育老板，承认知识的价值，对知识有所回报。项目合作的结果是皆大欢喜。对方的项目很成功，6位数给得也很爽快，这笔钱为我安家立业奠定了基础，由此开始了我的策划生涯。同时，为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商业策划，打起了价码，设定了游戏规则。
尽管挣到了钱，但我一直把挣钱当为顺带的结果。如果我真成了亿万富翁，我的人生也许是失败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我不是当企业家的料。要当亿万富翁就必须一门心思挣大钱，必须不断地扩大规模，管人和被人管，还要去与社会各种人勾兑，这些都不是我的长处。我的清高和尊严使我必须放弃财富。我对自身的定位是：一辈子挣不到大钱，但一辈子不缺钱花。这样我就不会为五斗米折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