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你疯了。”那天晚些时候，当他在电话亭(贝拉，美丽丰满的金发女郎)告诉黛安娜这个猜测时，后者反应道，“其次，我觉得我有权说我早就告诉你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现在说或者等你真正拿到工作再说。这取决于你……”
这次面试应聘的岗位是当地议会的行政助理。他向其中一个爱尔兰男孩借了套西装，是那男孩父亲留下的。他坐在等候室，检查西装口袋时，找到了一张1964年的舞台剧《费城，我来了!》的票根，在都柏林的欢乐剧场上映。萨莉去美国时到过费城吗？他忘了，而且也早就把明信片丢了。他认为这个标题很喜庆，是个好兆头。
第二天一早，黛安娜拿起电话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早就告诉你了。”
安德鲁笑了起来：“如果你这么说，我没听明白，你该怎么办？”
“嗯，假装是我另一个男朋友？”
“嘿!”
一阵沉默。
“等等，你在开玩笑，对吗？”
一声叹息。
“是的，安德鲁，我在开玩笑。上周，哈米什·布朗修上面的投影仪时不小心碰到了我的胸部，那就是我接近背叛你的极限……”
尽管他很克制，但安德鲁每天都要花上70%(好吧，80%，最多90%)的时间担心黛安娜会被别人引诱。不知为何，他脑子里经常出现一个叫作鲁弗斯的头发蓬乱的家伙。宽宽的肩膀，家财万贯。
“你很幸运了，虚构的鲁弗斯无法与现实生活中在色情片商店工作且跟两个吸毒者一起生活的皮包骨的哲学系辍学生相提并论。”
安德鲁头一天在议会上班时紧张得不行，他不得不在两种选择中纠结，是一整天就蹲在厕所，还是坐在办公桌前，每隔五秒钟因胃部**而缩起身子来，哪个显得不那么奇怪呢？谢天谢地，他熬过了第一天，又撑过了一周，随后一个月过去了，他没有出洋相也没有惹什么麻烦。“我们真的应该好好讨论下你的标准了。”黛安娜告诉他。
随后，最美好的日子来临了：1995年6月2号，黛安娜结束了学业，要来伦敦了。安德鲁跟两个爱尔兰男孩道别后——两人出乎意料地感伤(或许是因为他们连着三天都在嗑药，极其兴奋)——带着全部家当坐进了一部出租车，等着载他去之前为黛安娜和自己找到的公寓。而黛安娜则成功地将所有的东西塞进了两个行李箱，搭乘火车从布里斯托尔赶来。
“我妈妈想开车送我，”她说，“但我有点担心，你租了个毒品贩卖点什么的，我不想让她惊慌失措。”
“啊。嗯。真有意思，你说……”
“噢，我的天啊……”
安德鲁不确定自己在老肯特街找到的小公寓之前有没有贩卖过毒品——那幢公寓楼虽不精致但可以住，走廊墙上留下了磨损的痕迹，室内有些潮湿——但当晚上他躺在**，看到黛安娜睡在身边，膝盖弯曲靠近胸口，安德鲁忍不住笑了。这就是家的味道。
他们搬来的那个夏天正好赶上了一股令人极度厌恶的热浪。七月份尤其难熬。安德鲁买了一个风扇，到酷热难耐时，他和黛安娜两个人穿着内衣坐在前屋，不出门。那个月，他们都对温布尔登网球赛产生了点兴趣，在黛安娜心中，施特菲·格拉夫[3]更是一个超级大英雄。
“太他妈热了，是不是？”黛安娜趴在地上，打着哈欠说。格拉夫在离开中心球场前，签下了大名。
“这样好点吗？”安德鲁从杯子里捞出两块冰块，小心翼翼地放在黛安娜的背上。她半是尖叫半是大笑，他赶忙故作无知地道起歉来。
八月份的热浪在持续。地铁上人们紧张兮兮地盯着彼此，生怕有人晕倒。马路都干裂了。政府被迫实施了软管禁令[4]。在一年中最热的一天，安德鲁下班后跟黛安娜约着去布罗克韦尔公园的枯草坪上仰面朝天地躺着，周围的人们踢掉了鞋子，挽起了袖子。他们带了啤酒，但忘了带开瓶器。“别担心。”黛安娜说完，自信满满地走到旁边一个吸烟者那儿借了个打火机，不知用了什么方法把瓶盖打开了。
“你从哪里学来这一招的？”重新坐在草坪上后，安德鲁问道。
“我爷爷。在紧急情况下，他还能用牙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