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把一条紧身裤翻过来，里面抖出的一叠钞票掉到了**。
“很好，”佩姬说，“足够支付葬礼费用了，你觉得呢？”
“应该够了。”安德鲁数着钞票说。
“嗯，那确实不错。可怜的老……”
“约瑟芬。”
“约瑟芬。天哪，我真差劲。这真是个可爱的名字啊。听上去就像是那种经常会带一大堆食物去参加收获节的女人。”
“或许她是这么做的。她在日记里有提到教会吗？”
“只在她唱《赞美诗》的时候有。”
约瑟芬·默里在一本旧的史密斯笔记本里写了许多日记，她就是拿我腿上的切菜板当作临时桌子用的，跟我想象中的塞缪尔·佩皮斯差不多。
日记大多写的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对电视节目简短刻薄的评论或是对邻居的评价。她经常二者合一：“看了四十五分钟的芬达斯脆煎饼广告，中间穿插着关于渡槽的纪录片。左边邻居的吵闹声让我几乎听不见电视声。我真希望他们知道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话后闭嘴。”
不过，她偶尔也会写些发人深省的东西：
“今晚有点心慌意乱。给外面的鸟儿喂了点食后，有点头晕。本来想给那个庸医打电话，但我不想麻烦任何人。我知道，这很傻，但我觉得自己身体可能没事还占用他人的时间，就会非常过意不去。右边的邻居在烧烤。味道很香。有种强烈的冲动——鬼知道是多久以来的第一次——想要开瓶酒，再吃点干干脆脆的东西，微醺的状态。看了一眼冰箱，什么也没有。最后，我觉得头晕再加上微醺可能不会很好。对了，之前那个不是心慌意乱，我在努力睡着前突然意识到今天是我的生日。这就是我写这篇日记的原因，希望它能帮我在明年记起来。当然，如果明年我还没死的话。”
佩姬把日记放进包里：“到了办公室我再好好看一遍。”
“好。”安德鲁说，他看了看表，“三明治？”
“三明治。”佩姬同意道。
他们停在了办公室附近的一家咖啡厅。“这家怎么样？”安德鲁说，“我上千次路过这里，但从来没进去过。”
天气挺暖和，坐在外面也不冷。他们吃着三明治，看着一队穿着反光围嘴的小学生在一位年轻老师的带领下走了过来，那个老师勉强能够应付过来，还不停地跟黛西说，卢卡斯不喜欢被这样捏。
“再过个十年吧，”佩姬说，“我敢打赌，卢卡斯肯定很期待被那样捏。”
“那是你以前的调情技巧吗？”
“差不多吧，捏一捏，喝点伏特加，总归没错的。”
“经典。”
一个穿着铁青色西装的男人从他们身边大踏步走过，对着电话吼着一些听不懂的商业术语，活像个通过艾伦·休格[1]的自传自学英语的炫耀狂。他大步冲到街上，与一个飞驰的自行车邮差擦身而过，后者骂了声“蠢货”。
安德鲁觉得腿上有什么东西在震动。
“我想是你的手机在震动。”他说，把佩姬的包递了过去。
她掏出手机，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随后将手机丢进了包里，任凭它震动。
“我猜又是史蒂夫吧。”安德鲁说。
“嗯嗯。至少他现在每天只打两个电话了。我想他很快就会明白的。”
“姑娘们反应如何？”
“噢，就那样，跟你预期的差不多。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这肯定是最好的决定。对了，苏茜前几天还问起你来了。”
“真的吗？她说什么了？”安德鲁说。
“她问我还能不能见到‘那个有趣的叫安德鲁的男人’。”
“啊，我在好奇她想的是哪个安德鲁呀？”安德鲁说，装作很失望，但从佩姬脸上的笑容来看，他应该没能成功掩饰自己超级自豪的现实。
佩姬又在包里翻来翻去，拿出了约瑟芬的日记本，快速地浏览着。
“她看上去真是个可爱的老姑娘，这个。”
“她确实是，”安德鲁说，“有没有提到过家庭？”
“我还没找到。写了很多邻居的事，但没有指名道姓，所以我不确定他们关系好不好。我认为，其中一家人由于经常吵架，所以她可能不是很想跟他们交谈。然而，另外一家，那家烧烤的——如果回去我没有新发现，估计要找他们聊聊。我就是有点好奇，她最后到底有没有去喝个酒或是什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