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办公室时，安德鲁感到天旋地转，他拒绝了卡梅伦和佩姬护送自己回家的好意。他需要呼吸新鲜空气，一个人静静。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拿起话筒，拨通了卡尔的号码。但萨莉的丈夫——萨莉的鳏夫——并没有接电话。而是，一个自称为“卡尔最好的朋友，雷切尔”——成年人这么介绍自己非常奇怪，特别是在这种情境中——接起了电话。
“我是安德鲁，萨莉的弟弟。”他说。
“哦，是你呀，安德鲁，你还好吗？”还没等安德鲁回答，对方就说，“很遗憾，卡尔说家里已经没地方给你住了。所以你必须住到街角的经济酒店，就在教堂附近——举行葬礼什么的。”
“噢，没问题。已经安排好了吗？”安德鲁说。
一阵沉默。
“你了解我们的卡尔啊，他做事井井有条。我确信他不会用这些小事来烦你的。”
不久后，他坐上了伦敦开往纽基的火车，当眼前的混凝土建筑换成了杂树林，他内心感到的不是悲伤，甚至一点儿难过也没有。是负疚感，此刻的他充满了负疚感。内疚自己哭不出来。内疚自己竟然由于惧怕葬礼，甚至冒出取消行程的念头来。
当乘务员检票时，安德鲁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票。当最终在夹克内层口袋里翻出票时，安德鲁为浪费了乘务员的时间而一再道歉，以至于后者都觉得过意不去，伸出手拍了拍安德鲁的肩膀，告诉他不必在意。
他在潮湿的经济旅馆待了整整一周，听着外面的海鸥哀号，克制着自己马上乘车离开，返回伦敦的冲动。葬礼当天早上，他早餐吃了一碗不新鲜的麦片，店主从头到尾抱着胳膊站在角落里盯着自己，就像死囚监牢的狱警监视享用最后一餐的死刑犯一样。
抬着棺材走进火葬场，他意识到，除了卡尔，自己对其他几个抬棺材的人一无所知，但直接问又不礼貌。
卡尔——虽已年过五十，但身体还是健康得令人发指，打扮时尚有型，花白的头发，佩戴着一块价值等同于一个小市镇的手表——从头到尾，都坚忍地高昂着头，眼泪簌簌地顺着脸颊滑下来。站在旁边的安德鲁一脸尴尬，垂在身旁的拳头握得紧紧的。就在棺材穿越幕帘的瞬间，卡尔发出了一声低沉、哀伤的低吼，丝毫不在意正受着自我意志折磨的安德鲁的反应。
在之后的守夜中，他周围充斥着从未谋面的人，更别提与他们之前有过交流了，数年来，此刻的他更觉孤独。他们待在卡尔的房子里——在他那个专门发展“赛诺秀”的欣欣向荣的瑜伽事业办公室中。原本屋内摆放的瑜伽垫和健身球被暂时清空，腾出来的空间里塞了张支架台，上面的空间勉强可以摆放常规的守夜祭祀用品。安德鲁记起母亲在世时难得的笑容，当时她正拧着安德鲁的耳朵吩咐他去烧水，惟妙惟肖地模仿着一段维多利亚·伍德剧本中的台词：“总共七十二个软面包卷，康妮。你切，我摆。”它描写的是在得知某人死讯后英国人的典型反应。
在嚼着一块湿乎乎的香肠卷间隙，他突然发觉有人在盯着自己。果不其然，房间对面的卡尔正朝这边望过来。他脱了西装，换了件宽松的白衬衫和卡其色亚麻裤子，光着脚。安德鲁不经意地瞧见了他手上仍戴着那块价值不菲的手表。意识到卡尔要走过来了，安德鲁赶紧放下纸碟，三步并作两步地奔上楼，冲到了洗手间。谢天谢地里面没人。他洗手时，目光锁定窗台上一个装饰华丽的白盘，上面放着一个剃须刷。他拿起刷子，手指慢慢地滑过刷毛，弹出的粉末洒落在空气中。随后，他又将其放在鼻子旁，一种熟悉、浓郁的奶油味冲击着嗅觉。这是父亲的剃须刷，之前由他母亲一直收藏在浴室，他不记得之前跟萨莉谈论过它。她肯定对这个物品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寄托，所以才想要一直保留在自己身边。
就在那时，有人敲了敲门，安德鲁迅速将刷子塞进了裤子口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