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五年后，当安德鲁坐在母亲身边，听着她称呼这是自己临终的病榻时，内心感觉不到一丝难过，真是残酷的讽刺啊。他母亲的癌症已是晚期，医生预言只剩几周的生命。那年九月，安德鲁按理应该去大学——布里斯托尔理工大学——修读哲学的，但为了照顾母亲，他延迟了报到时间。他并未将自己被大学录取的消息告诉母亲，这样事情会简单一点。问题是他联系不到萨莉，所以无法通知她母亲病重的消息。明信片也越来越少了，最后一张还是去年在多伦多寄出的，上面写着：“你好啊，老弟，这里冻死人了!给你我俩的拥抱!”最近她倒是打了一通电话过来。当时安德鲁嘴里塞满了炸鱼条，当听筒那边传来萨莉的回音时，他差点就被噎到了。电话信号很差，两人几乎无法对话，但安德鲁还是隐约听到了，等抵达纽约，也就是八月二十号时，她会再次致电。
那天来临时，他守在电话旁，一边期待着电话铃声的响起，一边又希望电话永远不要打过来。当铃声终于响起，他却一直等它响了好几下后才鼓起勇气拿起话筒。
“你好呀，老弟!我是萨莉，信号还行吧？听得清楚吗？”
“嗯。听着，妈妈生病了，反正是，病得很重。”
“怎么回事？病了？那，有多严重啊？”
“严重到永远都好不了了。你必须立即订机票赶回来，否则就来不及了。医生们都说剩下不到一个月了。”
“天哪，你是认真的吗？”
“当然了，我很认真。请尽快赶回来吧。”
“天哪，老弟。简直……简直太疯狂了。”
萨莉真是来无影去无踪。如往常一样，安德鲁下楼吃早饭时，突然听到厨房水龙头的流水声。他妈妈已经好几周都卧床不起了，更不要说下楼了，但他内心深处还是忍不住涌起一丝希望：或许医生诊断错了呢。但下楼一看，原来是萨莉站在水池前，一条染成彩虹色的马尾长长地垂至腰际。她穿了件类似晨衣的袍子。
“老弟，嘿哟!”她说着，一把拉住安德鲁，来了个热情的熊抱。她身上散发出一股发霉的花香味。“你过得咋样啊？”
“还不错。”安德鲁说。
“天哪，你至少长高了二十英尺。”
“嗯。”
“学业顺利吗？”
“嗯，挺好的。”
“考试考得好吗？”
“嗯。”
“有姑娘吗？肯定找了个新女友吧？嗯哈，我打赌你一定忙着脚踏两只船。嘿，你喜欢我的运动衫吗？是巴哈[1]的哦。如果你想要，我可以给你一件。”
不，我只想要你来跟我们垂危的母亲聊聊天。
“斯派克呢？”安德鲁说。
“他还在美国，等一切，你懂的……结束了之后，我就回去找他。”
“噢。”安德鲁说。这就是所有的答复了。“你想上楼看看妈妈吗？”
“嗯，好啊，去看，只要她起来了的话。不想吵醒她。”
“实际上，她现在根本起不来了。”安德鲁说着便朝楼梯走去。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姐姐不会跟上来，但回头一看，发现她只是在脱鞋而已。
“习惯了。”她说着，羞怯地笑道。
安德鲁先敲了几下门，没有回应。他和萨莉面面相觑。
就好像一切都是妈妈计划好的，等三人团聚时离去，为的只是徒增生者的痛苦。
“妈妈典型的行为。”之后在酒吧，萨莉说道，尽管她说的是“老妈”(用的是美式发音)，让安德鲁很想把啤酒浇到她头上，但突然间，他似乎已经不在乎英美两国不同的发音了。
两个姑婆以及几个不怎么情愿前来的前同事参加了母亲的葬礼。当晚，安德鲁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从**坐起来，努力想要阅读，却始终无法理解尼采对于痛苦的阐述，就在这时，他听到前门“咔嗒”一声关上了。他突然意识到，门廊上鸟巢里的椋鸟估计把安全灯误认为黎明降临了，叽叽喳喳地叫了起来。他从窗帘缝隙中瞥了一眼——看到他的姐姐，背着行囊离家而去，不知道这次她是否会一去不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