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葬礼被冠上了各式各样的前缀——“公共健康”“合同”“福利”“第46章”——可任何的改头换面都无法取代最原始的本意。而“贫民葬礼”的表述却让安德鲁眼前一亮，心中一颤，他似乎看到了一种浪漫主义，甚至可谓是狄更斯式的情怀。这让他联想到了生活在一百五十年前的某个人，住在一个偏远的乡村——充斥着泥巴和咯咯叫的母鸡——罹患了惊人的梅毒病症，在二十七岁的“高龄”死去，随后被欢快地塞进深坑，来滋养大地。然而，实际上，他接触到的全都是冷冰冰的临床案例，压抑万分。如今，对于那些逃离了大众视线、只能通过腐烂尸体发出的恶臭或是久未支付的账单才被发现死亡的群体，他们的葬礼变成了英国各地议会的法律义务。更有甚者，如果逝者的银行账户里存有足够的钱，可自动抵付他们死后长达多月的水电费，那么尸体在保温的室内会更快地腐烂。截至目前，安德鲁已经接手了好几例此类案件。在第五次经历这样的惨剧后，他都要考虑在一年一度的《工作满意度调查表》的“其他建议与意见”部分中对此大大写上一笔了。然而，最终他还是打消了念头，换上了在公共厨房内多提供一个水壶的请求。
他熟悉的另一个说法是“九点钟小跑”。卡梅伦——他的老板，一边野蛮地戳着一份可微波加热的炒饭上的薄膜，一边向他解释这个表述的来龙去脉。“如果你孤零零地死去”——戳，戳，戳——“那么你也会被孤零零地埋葬”——戳，戳，戳——“所以，教堂可以在上午九点举行葬礼，即便遇到火车班次取消”——戳，戳，戳——“高速公路堵车”——戳——“也可以完全放心，不会出任何问题”，最后一戳，“因为根本就没人要来参加”。
去年，安德鲁整整安排了二十五场这样的葬礼(创造了自己的年度最高纪录)。虽然严格来讲，他并没有义务参加，却一场也没落下。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并非法律要求，还能有人出席葬礼，那么这真的算得上是一个颇具意义的小举动了。但当他一遍遍地看到连漆都未刷的简陋棺材被沉入指定的墓穴，想到未来这里还要被重复挖开三四次，挤进更多的棺材，就如同死亡主题的俄罗斯方块游戏时，自己的出席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坐在通往办公室的公交车上，安德鲁低头看了看身上破旧的领带和皮鞋。不知道怎么搞的，领带上那处顽固的污渍，怎么都清洗不掉。皮鞋虽然擦得锃亮，但已经陈旧不堪了。教堂墓地的碎石在鞋上留下了无数的划痕，每次牧师支支吾吾地出现口误时，他习惯翘起大脚趾，连皮鞋都变得紧绷绷的了。他发誓，一发工资，就去买新领带和皮鞋。
葬礼结束后，他花了点时间整理思绪，想要忘掉约翰(打开手机后发现，他姓斯特罗克)的事。一如既往，他极力地抵制**，想要清空大脑，而不是一直纠结于约翰悲惨下场的缘由。难道他真的连一个在圣诞节可以互寄祝福卡片的侄女或是孙辈也没有吗？甚至连一个仅仅在他生日打电话问候的老同学也不存在？可无尽的追问只会让一切越来越糟糕，他必须尽力保持客观的立场，这是为了自己好，只有这样，他才能振作精神来应付下一个处境同样凄惨的可怜人。公交车在红灯前停了下来。等它变绿时，安德鲁强迫自己同约翰作了最终的告别。
一到办公室，卡梅伦便热情地朝自己挥手致意，他只是沉默地点头回应。随后，他一屁股坐在了那把饱经风霜的椅子上，发出了一声听上去熟悉却哀伤的咕哝。椅面由于多年的使用已十分贴合他身体的弧度。他原本以为，刚满四十二岁的自己，还有好几年，才会在做轻体力活时发出些许怪异的声音，但如今看来，世界似乎在温柔地提醒，他已经正式迈入中年了。他想象着，在不久后的将来，每天一睁眼，便会感叹着过去上学时考试是多么简单，还能随心所欲地购买奶油色的斜纹棉布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