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夏天发了一条微信，在微信里说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总之是激烈的，失控的。夏天很快就给我打来电话。夏天问我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我说不顺利。我告诉过夏天过去发生的一切，我告诉过她，我要逼迫黄德基、李中标站出来认罪。但我失败了。
夏天说：我早就对你说过，你太天真，太理想主义。谁会为一桩过去二十年又不为人知的罪行来认罪呢？
我说：不是不为人知，天知地知，我知他们知。
夏天说：你的天和地能站出来指证么？你一个人的指证口说无凭，谁会相信？
我说：可是夏天，你转的微信，我也看了。我看了后，背心发凉。我不知道，他们出于怎样的目的出台这样的政策，不清楚这样的政策如何施行。如果不按规定登记要如何处罚，如果不处罚，那规定又形同虚设，如果处罚，是否会重演历史的悲剧，他们如何避免重演历史的悲剧？不是说依法治国吗？孙志刚案后，收容遣送条例废止了。而现在，劳教也取消了，为什么还会出台这样的条例。还是因为，过去因暂住症给打工者造成的创伤不为人知，孙志刚案被当成了一个个案。
夏天说：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说：我要站出来认罪，我要指证他们。
夏天说：怎么指证？证据呢？
我说：管不了那么多，走一步算一步，我的时间不多了。这段时间，我天天晚上都出去收脚印，白天也出去收脚印，我的腿累得都迈不动了。我很累，像一只无脚鸟，一只在孤独地飞，我飞不动了，想停下来。
夏天说：端午，你，没事吧？
我说：没事，能有什么事？
夏天说：真的没事？你这样，我很不放心。可是，我正在写论文，不能过来陪着你。
我说：不用陪，这是我一个人的战争。
挂了电话，我给夏天发了一条微信，是 艾略特《荒原》中的几句。
我要指点你一件事，它既不像
你早起的影子，在你后面迈步；
也不像傍晚的，站起身来迎着你；
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
是我，女士们，先生们，要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
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将我淹没。我突然觉得，自己是那个和风车作战的吉诃德先生，而我面对的这架风车，是有形的，却又是无形的。不管怎么样，我要战斗了。我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和第二天，第三天发生的事情写成了书面的材料，我将这材料寄给了黄德基所在城市的纪委和我熟悉的众多媒体。很快有媒体朋友打来电话，向我核实情况，因为我举报的人里，一个是著名的企业家，一个是位高权重雄居一方的官员，而我这举报人又是一个在本省颇有些知名度的作家。这样的新闻发出来一定具有轰动性。何况是在“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形势下。我的记者朋友说：
问题是，你如何证明，你所说一切的真实性，除了你的自述外，还有什么人可以证明，有什么物证没有？
我说：我无法证明。二十年过去了，当年的事，本来知道的人就只有我，李中标，黄德基，马有贵四个，现在，马有贵死了，另外两个当事人又坚决不肯认罪，我一个人的指证，只是孤证。
我的记者朋友说：如果是这样，那这新闻就不能发出来了。
我说：是否可以这样发一条新闻，标题我都拟定了，《作家王端午指控二十年前不为人知的罪案，公安局长著名企业家或涉案》。
记者朋友想了想，说：我试试看。
我的几位记者朋友，最终都未能将这新闻发出来。一来是我的确没有证据，二来被指控的两个人都不是平头百姓。这样凭空捏造的指控，很可能会惹上官司。
我接到了纪委约请的谈话，这让我又看到了一线希望。
我生平第一次走进了市纪委大楼，接待我的两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对我的举报十分重视。但是，希望我能提供一些实证。
我说我无法提供。
他们说：我们也不能仅凭你的一面之词就相信你。
我说：那么，我不指证别人，指证我自己可以吗？
纪委的人给我指了一条明路，说：当然可以。但是你不是党员，也不是政府官员，你指正自己，不归我们纪委管，建议你去派出所投案自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