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让李中标站出来说出过往，是件困难的事情。我也相信，如他所言，他以现在这样的方式赎罪，可能更有实际意义。李中标这样对我讲时，我甚至被他说动了，可是，当李中标离去，我独自睡在他为我开好的五星级酒店的大**时，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以我多年打工的经历，我知道，在广东，在中国，现在的超级富豪们，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时，双手大多沾满了罪恶。这样说，可能有许多老板、企业家会反对，但事实如此。问题是，时至今日，不见有一个企业家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罪恶。那么多人在“文革”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这罪恶可能如影随形跟随他们一辈子，但是现在，终于有人站出来，对过去所作所为忏悔了，就算不忏悔，公众也不会忘记那些恶的存在，但对于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恶，却是隐秘的，不为人知，或者少为人知，或者少数人心照不宣。如果，我当时想，如果有这样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勇敢地站出来，坦诚自己曾经的罪恶，那么他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探讨过这一问题。
我认为，每一个改革开放的获利者，无论是像李中标这样获得了金钱，还是像黄德基这样获得了权利，或者说像我这样获得了名声的获利者，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伟大的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改革开放时，说要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后富起来的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为了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有些地方政府对于无视人道、法律的做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政策上一边倒地倾向资本，在劳工和资本发生的利益时，无条件地站在了资本一方，于是，资本的利益得到了最大化。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里都沾满了肮脏的东西。而在改革开放初，地方默许了资本以肮脏的方式积累，比如没完没了地加班，比如低廉的工资标准，比如以随时让务工者失去自由的治安条例让务工者处于紧张状态，从而形成对黑工厂的依赖，帮助黑工厂完成对工人的控制。我们要承认，当时的中国，资本紧缺，国家需要积累财富。但总设计师的设计是，当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之后，带动后富起来的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也就是说，在地方政府纵容商人以各种方式完成资本积累时，和商人有一个契约，这个契约的条件是，容许商人胡作非为无视人道甚至法律，契约规定的义务是，先富要带动后富共同富裕。问题是，许多年过去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且富得流油，富可敌国，但没有哪个先富起来的人，觉得他有带动后富共同富裕的责任和义务。每当有媒体试图审视企业家的原罪时，总会有人跳出来，认为这是在进行道德审判。殊不知，这并不是道德审判，而是在促使他们完成合约。问题是，当初并没有以法律的形式签先富带动后富的契约，而是将此放在了道德层面，因此，后来的审判就只能基于道德层面。而道德层面的审判，往往是无力的，因为我们无权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别人进行道德审判。我们能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基础，并不是基于我们道德上比被审判者高尚，而是我们在道德上的运气比被审判者好。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在《人的问题》一书中，就曾讨论过道德问题，并认为，道德上的运气影响着一个人的道德呈现。康德说，运气的好坏，不应该影响我们对某人及行为的道德判断，也不应当影响他对自己的道德评估。内格尔指出，在对其他人进行道德判断，对他们而不是他们的合意性或有用性进行判断时，我们往往会忽略，道德时时会面临来自现实层面的威胁。
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您认为，我谈论道德的运气过于的抽象，想请我举例说明。那我就举例说明我的观点。先举一个例子，这是内格尔举的例子。如果某人饮酒过度，他的车突然转变冲到人行道上，如果路上没有行人，他可以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是幸运的。如果路上有行人，他将为了他们的伤亡受责。并且可能以过失杀人罪被起诉。而如果他没有伤到人，虽然他的过失是一样的，他的违法程度却要减轻许多，他对自己的责备和他人对他的责备都要减轻许多。再举一个我们生活中的例子，大家可能还记得，前几年佛山的“小悦悦事件”。当时，小悦悦被车撞倒，前后有十八路人经过，但是没人对她施以援手，最后是一位收垃圾的老婆婆伸出了她的手。这一事件经媒体报导后，佛山一度被人指责为道德败坏之城，而那十八个路人，被指责，被人肉，差不多发起了一场全民对十八路人的道德审判。一时间，媒体上充斥着对十八路人的指责和对老婆婆的赞美。对老婆婆的赞美是应该的，但是，对那十八路人的指责，是十足的道德审判。政府有关部门还召集了一群知识份子召开讨论会，讨论十八路人的问题。我曾有幸被作为专家邀请参加那次讨论，在会上，所有的专家都将自己假定成为了高尚者，对十八路人的冷血进行声讨，并对全社会道德底线下滑进行反思。轮到我发言时，我说，各位专家以为自己如果经过一定会施以援手，很好，可是我要说，我不知道，假如我当时经，过是否会伸出援手。也许我会是那个老婆婆，也许，我会是那第十九个路人。在我们不能确定会作何选择时，没有理由将自己假定为那个老婆婆，而应将自己假定为那十八路人中的一员。我们之所以能坐在这里夸夸其谈理直气壮地指责那十八路人，并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德比那十八路人高尚，无非是，我们在道德上的运气比他们好，他们经受了一次道德检验，而我们没有。我的话还没说完，就受到了围攻，他们相信自己的道德水准，相信自己一定会施以援手，还有人举出了自己爱小动物，有过救助流浪小动物的经历，还有人举出自己帮扶贫困失学儿童的例子，来证明自己道德高尚。我说，道德既然有运气，那每件事都是个案，你帮助过失学儿童，并不能证明你会对小悦悦施以援手。有专家质问我，说你是提倡大家做那十八路人，做那冷漠无情者，你在在为他们开脱。我说，你错了，我不是说那十八路人的行为不值得指责，而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那十八路人之一，我们不应该将自己排除在外。我还举了许多年前，我和李中标在烂尾楼没有救那个打工妹的例子。但专家们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认为这样的例子只能证明我道德水准低下，不能因此也认为他们的道德水准低下。有一位专家和我争得面红耳赤，以至于会后吃饭时，他拒绝和我坐一桌，大声地说他不和道德低下的人坐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