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余下的生命中，必需找到他们。我告诉自己，不能再沉醉在温柔乡里。我要和他们谈谈，我想让他们做点什么。我要公开谢罪。我要将被尘埃遮掩的罪行公之于众，我要让他们三人和我一起接受法律审判。我希望以我们的谢罪为切入口，让那只翻开一页就早早合上的过往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我知道这很难。事实上，如果不是死期将至，我也做不到。我无数次在作品中写到过去，写到我的罪孽，但我并未真正触及真相，我总是顾左右而言它，在作品中小心翼翼地掩饰着真正的罪行。我从来未能进行真正的赎罪。我理解黄德基、李中标的处境。一个是前程似锦的官员，一个是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只有马有贵，我不知道如何找到他，不管他现在是富贵还是贫穷，我想他总会有家庭，有了家庭，逼迫他认罪，他将如何面对家人？孔子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知道。但要做的就是将其施于人。其实，我也没有想好要让他们出来做什么，发表一个声明认罪？还是像李中标那样，用别的方式，来做有益的补偿。
前不久，中山大学一位名叫李德南的博士给我做了个文学访谈。他说，在一些年轻作家的笔下，越来越多的出现了赎罪的意识和书写。他举出了两部小说，当然，还指出了我的作品中弥漫着罪感意识，问我是基于什么样的选择。我说我没读过他举出的作品，无法对他们的写作做出评价。我知道，救赎是个时髦的主题，许多青年作家在写作这样的主题。于我而言，我写救赎，是因为自己曾经的罪恶，希望通过写作来舒缓内心的罪恶感。我不希望通过写作来获得自我救赎，不过是想在写作中坦白我曾经历过的一切。但我软弱，无力，缺少直面自我的勇气。我并未真正在写作中将自己的外皮撒开，露出血淋淋的真实给人看。我那部名为《荒原纪事》的长篇小说之所以总写不完就是基于此，基于我缺少勇气。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不知道，我对自己有多么失望。就像我无法对夏天坦白，在遥远的俄罗斯，我有过的短暂的疯狂。就像我无法对我的前妻坦白，我和她之间，隔着一个名叫北川的女孩。
北川。
女士们，先生们，我终于说出了这个名字，我要正视这个名字。
我要去找黄德基，去找李中标，去找马有贵。
我想和他们谈谈北川。反正我要死了，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和夏天分别后，我给黄德基、李中标发了短信，我在短信中说：
是时候了，让我们正视过往，正视发生在溪头村的往事。
发出之后，想了想，又发了一条短信：我想和你们谈谈北川。
这位先生，您问我，谁是北川。您可否容我喝口水。我已经讲得口干舌燥了。虽说我是罪人，但我想，我还是有基本的人权……好，好，我少废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