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知道东莞木头镇吗，那里有个收容站，从1993年到2003年，十年时间，官方数据是，这个收容所收容了80万人次。而当时全国有多少间这样的收容站？共收容过多少人？恐怕是一个再也无法查实的数据。他们都是这共和国的公民，他们行走在自己的国土上，可是他们要用一纸暂住证来证明自己有在自己国土上行走的自由。我是中国公民，却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暂住，你们难道不觉得荒唐吗？好，我们承认，当时的暂住条例，有历史的原因，问题是，时至今日，每当地方的治安情况下降时，总会有人提出重新办理暂住证。2006年5月8日，医学专家钟院士在广州街头被抢手提电脑，警方出动百余警察在十天后破案。钟南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治安状况严峻和目前没有有效管理无业游民直接相关。在收容制度存在的时候，尽管有不该收容的人被收容了，但一下子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也是有问题的。这可不是我在编故事，你们现在上网，还能查到当时的报导。看看，连科学院院士，政府号召公民学习的道德模范都如此思维，可以想见一般的老百姓会怎么想了。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扪心自问，你们是否也和钟院士有过相似的想法呢？
其实不单是你们，就是年轻一代的外来者，对于当年的深圳，对于收容，也是无法想象的。我一直认为，深圳，或者说广东，或者说，中国这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原罪之上的。所有的成功者都是有罪。当你们并不了解中国的所谓人口红利的真相时，你们这些学者专家们，并未经历过改革初期南方的炼狱时，你们所有的谈论都是无知的，是可笑的。这样的话，我曾经对夏天说过，可是她反驳了我，她认为我太偏激。我只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我所有的思考与评判，只基于一个标准，那就是人道主义的标准。夏天提醒我，应该去木头镇收容所将我留在那里的脚印收回。她说她希望我讲一讲在收容所的往事。于是我努力想去到收容所，去收回那些遗落的脚印，可我却总是去到别的地方。我对夏天说，要不，我们周末去一趟木头镇收容所吧。去看看今天的收容所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记得那是个周末，我们起得很早，从深圳到木头镇，走高速接近一小时车程。
自从当年从收容所被李中标赎出后，我再没有去过那里。我不知道凭记忆，是否能找到当年的收容站。好在一路有路标指引，我们还算顺利地来到了木头镇，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了。眼前这繁华的南方小镇，已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当年的木头镇和内地的小镇并没有太大差别。两山相夹，一条公路，将东莞与惠州连接在一起。低矮的，典型的客家民居散落在公路两边。也有工厂，商店。但是一切似乎还未来得及沾上改革开放的利好。当年的木头镇，最繁华的地方似乎就在收容站周边。因为收容站的存在，激活了以它为中心而形成的产业链。每天有大量的人被收容到这里，就意味道，会有大量的人来这里赎他们的亲人、朋友。摩托拉客佬，士多店，帮人以低于收容所标价往外赎人的，将没有亲人来赎年轻漂亮的女孩非法赎出转而逼迫卖**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以收容站为中心，人越聚越多，产业链渐渐成型。我还记得，许多年前，我还没有遇见李中标，那时我曾经找到过一份工作，就在东莞长安镇的美太玩具厂。前面我曾经对你们讲过那间厂，我曾在某个晚上，站在工厂后的院子里看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在那间玩具厂，曾经有工友指着远处的那座高耸的山，说：
看，那就是观音山，观音山下，就是木头镇收容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