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因为这特别，我们在一起了。我爱上了她，我把她当成了北川，我用尽心事对她好，以赎我的罪。而夏天并不知道这一切，她对我说，你的爱里有忧郁的味道。我后来才渐渐爱上她的个性，她的内在，当然，还有她的肉体。和夏天的第一次肉体的欢愉，我居然又想起了遥远的过去，那个叫北川的女孩，她的尖叫、哭泣与无助。而在那一瞬间，我居然恢复了作为一个男人的雄性。我第一次听一个女性对我说你真棒。和夏天在一起时，那个纠缠了我许多年的噩梦也消逝得无影无踪，她能让我忘了这个世界的存在，和她**时，我全身心地投入。而和我的前妻，还有之前有过性接触的女人在一起时，我总是心神不宁，许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发生的一切，如影随形，总会在我刚进入的时候出现，然后我就会一泄千里。我以为我报废了，夏天让我找回了男人的自信。
好了，再往下谈就流于情色了。说回当时在医院的情形。当时，我轻轻坐起来，抚摸着夏天的长发。我是多么爱这个女人，可是我要死了。我知道，人死之后，还有一个灵魂的世界，但生死之隔，我们存在于两个不同的维度，从此就是阴阳两隔了。夏天没有醒。我从夏天背的包里找出了她的梳子，然后给她梳头，我将她散开的长发，轻轻编成了一条长长的麻花辫子。我想起了第一次和夏天在一起的那个晚上，我们温存过后，夏天像一只小猫一样趴在我的怀里，说，端午，给我梳头吧。我说好。她就坐在**，从包里拿出梳子，让我给她梳，她说只梳三下。我问为什么？她说她们家乡的习俗，一个女人，让男人给她梳三下头发，这个女人就会爱她一生。我给她梳了三下。我将夏天轻轻抱起来，放到了**，夏天还没有醒。我给她盖好被子，然后走出了病房。我感觉好了许多，也不发烧了。
我走出了医院，医院后面有一条路，路两边全是高大的大王椰树。我顺着那条路往前走，也不知走了多远，我看见了一幢横架在道路上方的建筑。建筑的两边，各有一个供车辆通行的口，而在那建筑的下方，有一个大厅，许多的人，正从那大厅里进进出出。我明白了，我这是来到了南头关。我随着出关的人流，走出了过关通道，经过了被一人高的栅栏分割的曲折的通道，我知道我这是出关了。
我已经有许多年没有经过南头关，现在，南头关也不再存在，人们进出深圳不用再凭一张边境通行证，甚至连身份证都不再需要了。南头关对于我，对于许多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初期来到深圳的打工者来说，一定是挥之不去的记忆所在。前些年，深圳提出要建一个打工博物馆，在选址时有媒体采访我，我说，最有代表性的建筑应该就是南头关，多少人间的悲喜剧曾经在这南头关前上演。当然，我的提议并未得到官方采纳。后来，官方找了一处旧厂房改造成了打工博物馆。他们认为，工厂更能代表中国制造的光荣历史，而我提出的南头关，代表的却是中国制造背后的伤口。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官方刻意强调了工厂所代表的辉煌的一面，却不经意间掩盖了南头关所代表的黑暗的一面。
对于南头关，所谓的打工文学，对此有许多的描写。在打工文学中，这是一个经典的所在。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纸约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写的就是关于南头关的记忆，那篇文章的标题叫《无数K们的城堡》。我还读到过我的同行王十月的一篇关于南头关的文章，我是在《天涯》杂志上读到那篇文章的，文章的标题叫《关卡》。在文中，王十月称南头关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横亘在城乡之间，把他的世界一分为二。
一九九五年，王十月与南头关相遇。我可以在这里引用一段王十月的文章——“戒备森严的关口，长长的通关人流和车流，闪着凉气的铁丝网，铁丝网外那护城河一样的鸿沟……武警手执大喇叭，驱逐着流连在关口试图蒙混过关的人群。治安员神出鬼没盘查暂住证、清理“三无人员”以缓解关口的压力。我依然没有边境证，除了一张身份证之外，没有什么能证明我是谁，更别说清白。一张从武汉至广州的火车票，成了紧要关头证明我来深不久、还无需办理暂住证的救命稻草。
第一次与南头关的相遇，让我对关内的世界产生了更加浓烈的渴望。而关内的世界，暂时只能存在于想象中，那些想象有关成功，有关金钱，有关自由与尊严。要想获得这一切，首先就是过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