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立。我醒过来，首先想到的并不是马有贵，也不是我同仓难友，是阿立。
你快去，把阿立也赎出来。我对李中标说。阿立。你把阿立赎出来。
李中标说：你坐一会，我去。
李中标去了，过了十几分钟，李中标摇了摇头，说，阿立三天前就被人赎走了。
李中标救了我。我求他将我们仓室的人都赎出来，李中标说他没那么多钱。
李中标说：你傻么，这里关了上千人，每年要关几万人，你赎得过来？
我说：你手上有多少钱，算我借你的，到时还你。你能赎几个就赎几个。李中标摇了摇头，说：只够赎一个。
原来，李中标去找我，听厂里的人说不见了，估计被治安队抓了，就去治安队找，没找到，问黄德基，查到了我被收容，于是，黄德基的一个电话救了我。李中标赎出了马有贵。后来，我们又在李中标的帮助下，认了黄德基做大哥，我们成为他的马仔。后来，我们当上了治安队员，走在南方的天空下，再也不用害怕被抓了。我们从被抓的人摇身一变，成为抓人的人。从前，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现在，我们掌握着别人的命运。虽说一开始，心里会多少有些不忍，慢慢的，习惯了。再说了，每个队都有创收任务。我们的工资，在完成创收任务之后以提成结算。事情就是这样简单，要么我们去抓更多的没有暂住证的打工者，要么，我们再次沦为被抓的对象。我们很容易做出了选择，我们很快说服了自己。从此，我真正陷入了罪恶的泥淖。
女士们，先生们：
当我还没有开始收脚印，还是一名人模狗样的作家时，晚报文化版的记者采访我，问我是怎么走上写作之路的。
我回答说：为了改变命运。
可是，这是真的吗？
我也曾经自问。我想，不真实。真实的想法，可能源于三点，一时许多年，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是面对稿子，还是面对键盘，在写作前，我都习惯听一段音乐。事实上，是听一段《国际歌》。这是我的秘密，从未对人说起。相信说了也不被人理解。我不是个有政治倾向的作家。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只是个人道主义者。但，每次写作前，我都会听《国际歌》，会想起眼镜在仓室里轻声哼唱《国际歌》时的情形。我想，这才是我写作的理由之一。而另一个理由，是因为阿立。我和阿立失去了联系，只能想象她后来的生活。我的许多小说，写下的，是她和我失散后命运的各种可能性。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北川。如果说眼镜给我写作的**，阿立给我想象空间，北川给我的是灵魂，那弥漫在我所有文字中的罪恶与自责，痛苦与挣扎。
现在，我终于要说到北川，说到我们所犯下的罪恶了。
当我揭开谜底时，你们对我的选择大约有了有比较充分的认识。你们知道，我前面说过，我不相信回忆，因为人的记忆会欺骗我们。为了确保讲述的准确与真实，确保我的讲述不被记忆欺骗，昨天晚上，我努力回到过去，将我在治安队的那段时子留下的脚印都收了回来。在我详述那段日子前，我想对你们作些简要的交待。当年，我和马有贵，李中标，进了治安队。那时，黄德基终于当上了队长。我们是他的心腹马仔。很快，黄德基对我们三人的表现十分不满，为了让我们死心踏地听命于他，黄德基带我们三人突袭了一间发廊。你们知道，那时，许多发廊明里做着发廊生意，事实上主营色情业务。黄德基带我们突袭的就是这样一间发廊。但黄德基并没发廊老板怎样，只是带走了四个发廊妹。我们将四个发廊妹带到一间酒店。黄德基开了四间房。他笑着说，今晚，咱们一人审一个。我有点不明就里，黄德基在我脑袋上拍了一下，笑着说：
丢你个衰仔，别给老子揣着明白装糊涂。今晚你们都要上，把鸡婆给搞了。每次你们不搞，老子一个人搞，搞得你们像正人君子，就老子一个坏人，老子讨厌你们这样。从今天起，咱们出街，所有事情大家都要上，要是不上就给老子滚蛋，下次见了，老子一样查你们的暂住证，一样把你们送去收容劳教。
我们三人嘻皮笑脸。黄德基踢了马有贵一脚，板着脸说：你们别想蒙混过关，完事了，老子要检查。
在黄德基的命令下，我们三个，每人带一个发廊妹进房间。
我不知道李中标和马有贵怎么过的这一关。总之他们告诉我，他们搞了，从今往后，他们和黄队长是一样的人，大家都是嫖客，都是恶棍，没有好人。我告诉他们，我也搞了，我和他们也是一样的人。而事实上，当我和那个发廊妹独处一室时，心里并没有什么羞耻之类的感觉。那个女孩很漂亮，很主动，在她面前，我有的只是胆怯。女孩说只要我上了她，以后不再抓她办暂住证，不仅这次可以免费，往后都可以免费，只要我想她了，随时可以找她。说着动手解我的腰带，我倒吓得直往后退。
她笑了起来，说：怕我？威风八面的治安仔，居然还怕我？
我说：对不起，我不能这样。
她隔着我的裤裆摸我的下体，说：不会吧，童子鸡？
我紧张得要命。她得意地笑了起来，说：
来，童子鸡，姐姐给你**。
她还没有将我的裤子脱下，只是隔着裤子抚摸，我就因为紧张而一泄千里。我羞愧地低下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