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喜欢东北腔，我也一直觉得以赵本山、小沈阳为代表的东北小品和影视剧是恶俗的。他们缺少对人应有的尊敬，喜欢拿人身体的残缺来说事，讽刺的对象，以底层小人物为主，所讽刺的最大的官员不会超过乡长。他们的电视剧严重丑化了中国农民，并以丑化中国农民为乐事。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他们的表演。在一次在饭局上，不知怎么就聊起了这些，上海的朋友自豪地说，赵本山、小沈阳，没文化的呀，不像咱们上海的周立波，那才叫滑稽。另一位朋友说，得，不说周立波还好，一说我想吐了，如果说赵本山小沈阳没文化是真的，可他们从来不装成有文化的样子，而油头粉面的周立波，完全就是一小鳖三。依我看，还是郭德纲幽默，而且有传统功底。上海朋友说，周立波是喝咖啡的，郭德纲是吃大蒜的呀，没得比的。另一个说，除了星爷，其它都是浮云。扯远了。
那中国女孩说：我叫李晴，木子李，晴天的晴。肚子饿不？
我说不饿，吃了飞机餐。
李晴就带我往外走，说车停的离这儿还有点远。外面已经很黑。下起了小雨，时间其实才下午四点。
可能要下雪了。李晴说，今年冷得晚，往年这时候，早就下老厚的雪了。
从机场到大使馆的路上，李晴一路给我介绍着这是什么路那是什么地方。我问李晴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李晴说，莫斯科大学。我说，历害。问她学的什么专业，李晴就哈哈笑了起来，她的笑声很爽朗。她说她是莫斯科大学中餐馆专业。我说还有这样的专业么？她又笑了好一会儿，才说她没上过大学，初中毕业，在北京打过几年工。后来有个亲戚在莫斯科开了间中餐馆，她过来打工，当服务员，不到一年，就学了一口流利的俄语。
不过，我是睁眼瞎，能听能说，只认得几个简单的俄文。李晴说。
我说你很厉害。她说也没什么，她们餐馆里的小姐妹，差不多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最多两年就会了。语言交流没问题之后，她不想再当服务员，就进了现在的这家旅行社，当起了翻译。工资比当服务员高，她说她喜欢现在的工作。我问她想不想家。她说，一开始想，慢慢就习惯了。再说有时她也跟团从俄罗斯回中国。我问她成家没有。她笑，说，没成家。谈过恋爱，俄罗斯帅哥。不过，吹了，本来也没指望能有什么结果。
端午老师,您是端午节出生的吗？李晴问我。
我说。其实。我是农历五月十五出生的。
李晴说。那你怎么叫端午呢？
我说，在我们那里，把五月初五叫小端午，五月十五叫大端午，我是大端午这天出生的。父母都是农民，也没上过学，扁担倒了不认得是个“一”字，也没给我取一个名。我们那里的伢子们，生下了就叫个贱名，猫妹姐，狗伢子之类，就像北方人叫牛蛋、狗蛋一样。我是幸运的，生在大端午这天，没被叫狗伢子，唤着端午伢子，到要上小学了，老师说得有个大名，也许我父亲觉得端午不像个正经的大名，于是给我取了个卫红，王卫红。那会儿，“文革”还未结束，叫卫红是时尚，也是态度。我们村叫卫红卫国红兵向阳的一大堆。但在家里，大人还是叫我端午伢子。我也未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到了我十五岁，初中毕业后回家务农，那会儿，我觉得，我是大人了，大人要有大人的名字，不能再被人叫着端午伢子，于是，谁叫我端午伢子我跟谁急。我说我是有大名的，我叫王卫红，请你们叫我的大名。慢慢的，家里人也好，邻居也好，知道我长大了，不能再叫端午伢子了，于是都叫我王卫红。那会儿正开始办第一代身份证，当时办身份证很不规范，上面的地址姓名都是手写的。乡里办事的到我家登记时，我不在家，我父亲给他们报了王端午这个名字，为此我还和父亲大吵了一架。后来，我成了作家，写书，发现曾经被我厌恶的端午竟是个诗意又有文化气息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