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两人一同来到了白宫。当斯坦顿说出自己的不满后，林肯无比幽默地说：
“斯坦顿先生，你在就餐时总不能把一块牛肉和一只鸡腿同时放到嘴里吃下去吧？”
听到这里斯坦顿先生摇了摇头笑了笑。林肯先生接着对斯坦顿说：
“我和你同样迫切地想主持这项工作，但我们都太忙了，在这方面的精力不够。所以，我特意把格兰特先生请来减轻我们的负担。这样，我们都可以放心了，因为他是当之无愧的。”
听了这番话后，斯坦顿才意识到自己的无理要求，并对林肯的决定再无异议。此后，斯坦顿与格兰特在工作上的配合变得非常默契。北方军队最终打败了南方军队，格兰特和斯坦顿都成了美国的英雄。
心理要诀：
林肯总统的一句合宜的玩笑化解了斯坦顿对格兰特的不悦与隔阂。可见，伟大人物都是善于运用心理的高手，在这一点上，林肯当之无愧。
在职场人际交往中，常常会遇到否定对方意见的情况，如果说得不好，是一件很失礼又会激发矛盾冲突的事情。而这时运用一些风趣、幽默的语言，就可以增强说理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使对方在抵触的心理情绪下更容易接受你的意见，在缓和的气氛中达到使对方心悦诚服的目的。
派别纷争保持中立
拉帮结伙是人所共有的天性，而这种天性反映在办公室化中就变成了各种派别与利益的团体。当我们遇到派别纷争时，切记千万不要轻易表达你的心迹，因为那样往往两头不落好。只有保持中立才能明哲保身。
苏轼在历任了几任地方官以后，在熙宁二年(1069年)回到了开封，仍在“入直史馆”供职。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准备实施新法，这样，在朝廷之上，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旧党是反对变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新党是坚决主张变法的，其首领是宰相王安石。由于当时王安石急需选拔支持新法的人，一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趁机而上，骗得了王安石的信任。
在这两派势力之间，苏轼决不会因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即使苏轼对一方有着感情，他也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说出违心之论。但苏轼觉得王安石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举荐人才方面，都有许多不妥之处。所以，他对王安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
司马光知道了苏轼的态度以后，非常高兴，以为苏轼是他的一党，对苏轼大加称赞。不久当王安石大张旗鼓地推行经济方面的新法时，司马光着急了，他紧急搜罗帮手，想阻止王安石的新法。一天，司马光找到苏轼，未经试探，开门见山地对苏轼说：“王安石敢自行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来讨伐他！”
苏轼笑笑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司马光以为苏轼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十分高兴，紧接着追问说：“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
苏轼十分严肃地对司马光说：“王安石改革时弊，欲行新法，也是为国为民着想，是为公不为私，从大局来看，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其新法，确有祸国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对。至于你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误国害民之根！”
司马光听了，勃然大怒，高声骂道：“好个安石之党！”拂袖而去。从此，司马光也恨上了苏轼。
苏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抱着一颗为国为民也对皇帝负责的赤子之心，在两个月之内，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引起了朝野的震动。王安石的新党知道了这些，恨得咬牙切齿。王安石还算是个君子，但他手下的那帮党徒，却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整治苏轼。
一天，王安石派谢景温把苏轼请来，要与他面对面地做一次“深谈”。王安石怒责苏轼说：“你站在司马光一边，排斥新法，是何居心？”
苏轼一听，火往上冒，反问道：“你口口声声说我站在司马光一边，可知我也反对司马光的泥古不化？你不审时度势，反倒急功近利，贸然推行新法，必遭天下人之拒。”
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破裂了。不久，苏轼被贬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之后不久，王安石被罢免，吕惠卿、李定等人把持了朝政。
心理要诀：
苏轼在同僚纷争中果真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的话”，致使新党上台贬他，旧党上台也贬他。他的一生命运多舛，并非由于他命运不济，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在派系纷争之中不明白要把持中立，才能不受其害的道理。
思想观念的迥异，或追求利益的不同，往往在同事之间形成有一定势力的团体或派别。这些团体和派别之间不时发生摩擦或争戈，甚至是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形式中，要尽可能地避于其外，不能轻易地表露自己的态度和心迹。否则，就很容易参与到其中，惹火烧身，自食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