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猪排配咖喱米饭，切成细丝的卷心菜拌柚子醋，就这么简单的东西，亮马桥一带任何一家日料店都做得不错，桐生浩司偏要吃她做的，也不知道这是溺爱式的撒娇还是丈夫般的占有。
她不想吃，埋着头来回拨弄右手食指上戴的一枚戒指：四克拉多的鲜绿色祖母绿，镶了一圈碎钻，很古朴的样式，却有一种年代之美——正是杨家阿婆给她的。
菲菲，你怎么不吃？吃得津津有味的浩司突然问她。
对不起，浩司，我……我没有胃口。
没关系吧？
她抬起头，眼中噙泪，一种自然而然的柔软，轻声说：我的外婆，去世了。
浩司立即坐了过来，抱住她：对不起。要不要我帮你买机票回上海？
不必了，她说。丧事都处理完了。
浩司又确认了一遍：真的没关系吗？
她擦了擦泪，露出温柔笑容，说：真的没关系，你快吃吧。
浩司很快将饭菜一扫而光，连同她的那一份。真好吃呀，浩司说，明天想吃上海馄饨，可以吗？
对不起，明天我不过来了。
桐生浩司是被她包的上海馄饨征服的。
看似很家常的芥菜鲜肉大馄饨，只用最费功夫清洗的野芥菜，再混些许上海青，快速焯水后一起细细切碎，拌入微微炒过的香菇、剔干净的五花肉馅儿，用一丁点不易察觉的榨菜星子提鲜。这绝不是母亲传授的手艺。母亲偶尔也包大馄饨，但母亲的馄饨里能吃出剁不碎的塞牙筋膜，以及大量味精鸡粉调味引起的口干舌燥——仿佛吃下去的不是馄饨，而是母亲常年的焦虑和急躁。
杨家阿婆教她用这个方子包馄饨时，她刚十二岁。
童年时，家里没地方，她常在弄堂口支两把凳子写作业，有一阵子杨家阿婆踩空楼梯崴伤了脚，要买什么东西便打开窗户央求她：菲菲，去帮阿婆跑跑腿好不啦？而她总是爽快地应下来，去帮杨阿婆把东西买好，杨阿婆把找回的零钱给她，她从来不要。小时候她没想过为什么那么听杨阿婆的吩咐，后来长大一些她明白了：身边所有人都长着一张提防的、算计的、令人望而生畏的脸，唯独杨阿婆的脸，是舒缓的、平和的、令人如沐春风的。
某次杨阿婆嘱咐她买仁昌酱园的母子酱油，她几乎从杨树浦跑到了外白渡，找了十几家酱货铺才买到。杨阿婆问她怎么去了这么久，她一五一十地说：有别的酱油，或别的牌子也不敢买，阿婆是样样有规矩的人。杨阿婆很是感动，对她说：菲菲，以后你下午就在我屋里厢写作业吧，阿婆给你弄点心吃。但别让你家大人晓得，尤其是你姆妈，她要问起，你就说去同学家写作业了，千万别说在我这里，她要发火的。
她知道姆妈为什么要发火，别说她们这栋石库门房子上上下下住着的二三十口人，就连整个新康里都嫌杨家阿婆以前是拖马桶车倒马桶的。
即使生活在无望之境、即使已经一无所有，只要相信自己不在鄙视链的最底端，人就会有继续活下去的心气儿。
等她去了杨家阿婆的屋里，竟觉得这是天堂呀！八平方米不到的亭子间，收拾得纤尘不染、井井有条。西墙放着一张单人床，北窗下是一张梳妆台，泛着红木特有的莹润之光，台上摆着梳子雪花膏等日用品和一台收音机，东墙则是一只五斗橱，门后靠着一张折叠桌和两把折叠凳，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房间小，却不觉得逼仄，更令她印象深刻的是，杨阿婆的房里始终有一股淡淡的玉兰花香气。
在她写作业、看书的时候，杨阿婆就在房间里准备点心。有时是大馄饨，有时是酒酿圆子，有时是三丝春卷，都置备妥帖了杨阿婆才拿去楼下公共灶披间里烧。认真想想，她的确没有见过杨阿婆在午饭或晚饭时候与其他主妇一同挤在灶披间烧饭，主妇们只当倒马桶的脏老太婆自卑，却未曾想过阿婆根本是不屑。
到她稍大一点，做完作业以后，杨阿婆会让她帮忙做点心——其实是教她。女孩子一定要有一技傍身。阿婆笑眯眯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