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先生在北京南城租了个一室一厅当工作室。有了房子，就有了栖息之地。我们理所当然地住进了这个既能工作又能睡觉的地方。
糖先生给甜橙在儿童医院的眼科挂了号，做完检查，医生盯着我和糖先生看了足有五秒钟，最后问我们俩是不是高度近视。我跟糖先生相互看了一眼，又同时朝医生点了点头。医生脸上现出惋惜的神情，他怀疑甜橙得的不是近视，而是弱视。
糖先生瞬间蒙了。
那时候，我对弱视还没有概念。
我上网查了一下，矫正弱视，少则几年，多则需要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我一下子又跌入了冰窟窿，眼前又出现了那个巨大的黑洞。
我们家怎么这么多灾多难呢？难道真如算命先生所说，我和糖先生八字不合，婚后多灾多难？
我做了最坏的打算。我一定要再活十年，陪着儿子做矫正训练，让他有一个正常人的视界。
糖先生没有选择儿童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而是带着甜橙去了更为专业的同仁医院。由于恐惧和着急，我们花1800元买了号贩子的号，见到了对症的医生，我们需要再一次检查，再一次确认，再一次穿走于医院的走廊和化验科。
第一次，他们是为了我，几年来，他们陪我看病，给我当保镖；第二次，我们是为了糖先生，他的血糖超标，险些酮症中毒；第三次，轮到了儿子，我们不相信他会是弱视。即便真的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寻找能够治愈弱视的方法，哪怕只有一丝的光亮。
同仁医院知名的眼科医生给甜橙做了一系列检查，确定甜橙的眼睛没有器质性问题，于是给甜橙开了散瞳药，点三天后验光，然后间隔二十一天后，又一次验光。知名医生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甜橙是近视加散光。
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我在放下的心里直念阿弥陀佛。
医生说，只要配合训练，视力就能赶上来。于是，我们给儿子配了眼镜，开始进行矫正训练，三个月一复查，有问题随时看医生。
我本来想等甜橙在姥姥家上完幼儿园，再回北京给他做矫正训练。
糖先生不同意，说什么都不让我们再回娘家了，让我们留在北京，好好给儿子做训练，让儿子的眼睛早一些好转，像一个正常的孩子那样。
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都有各自的问题。
我们就这样带着问题继续生活。不怨天不尤人，一个劲儿地想着前方会更美好，我们依然怀揣着美好的未来。
这时候，糖先生的事业有了起色。那个禁毒剧本还没结束，朋友就来找他合作另外一个项目，大咖制片人也来找他担任一个电视剧的主创。
糖先生把新租的一室一厅的工作室给我们当了居所，他则接受了朋友的合作请求，去和朋友合用一个工作室。
我们终于在北京团圆了，再一次开始新的北漂生活。尽管糖先生不是踩着七色云彩来接我们的，但在我心里，他永远是我的至尊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