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唐前期，每科进士只取十几人，后期也只取三十几人。大诗人孟郊当时考中后，欣喜若狂，作《登科后》，其中有一名句流传千古：“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遍长安花”，可见其难，可见其喜。
至于其他，再有：明法科，国家选取司法人才，范围为律七条，令三条。明字科，文字理论及书法，考《说文》、《字林》。明算科，考数学，范围很广，选数学人才。一史科，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任选一，考贴也考策。三史科，《史记》、《汉书》、《后汉书》均考，主要是选拔历史方面的人才。道举科，考《老子》、《庄子》、《列子》。童子科，十岁左右的童子，考《孝经》、《论语》……等等。
唐代科举考试的范围有多大!从经文到时事政治、经济、制度、军事、法律、盐政、漕运、历史、数学、文字学等等，而且不仅考儒家的东西，还考道家的东西。
所以说李昀当初发出了那样的感慨完全就是发自内心的，在大唐，但凡你要是有个什么擅长的东西，那是肯定能够考中一个科目的，考中了，你就可以当官了，所以说这个世界对于大部分人还是公平的不是？
但是公平归公平，不管你是什么人，想要从一个依靠着家里面的无业游民到国家公务员，要实现命运大转折，没有什么是几场考试不能解决的，如果不行，那就再多考几次，反正你要事真的有能耐的话，是一定能够至少考上的。
既然这科举有着如此的难度，因此，对于那些通过了考试，拿到了仕途入场券的学子们来说，自然要好好庆祝一番，各种宴会也就随之产生，如同今天的“升学宴”“谢师宴”。大唐时期作为中国古代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朝代，在各种“升学宴”“谢师宴”的举办上就更具有代表性了。
这个传统当李昀第一次听说的时候倒是差不点没笑出了声，因为这个传统一直到了一千多年之后还存在着呢，只不过名字跟这个时代差不多，但是内涵可就变化了不少了。
大唐的“升学宴”，被称作“闻喜宴”，顾名思义就是听到了喜事之后而办的宴会，因为在首都长安城东南角的曲江园林举行，也叫做“曲江宴”，又因为园林西边有个杏园，也叫“杏园宴”。
曲江园林，位于长安城东南，早在秦汉时这里就是上林苑中的“宜春苑”、“宜春宫”，园林内有片曲折的水域称为曲江池，隋文帝杨坚时将曲江池改名为“芙蓉池”，周围园林也被称作“芙蓉园”。
在开元初年，李隆基曾经对曲江园林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在池南建造了专供皇帝和嫔妃登临观赏的“紫云楼”、“彩霞亭”，池西则建了一座“杏园”，池中有画船，池周围建有许多皇亲国戚们的楼台亭榭，从而使得曲江园林成为京城市民游赏饮宴的胜地，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常常在这里举行各种宴会。
但是说是下至平民百姓也可以在这巨型宴会，也不尽然，毕竟你在家里种地，连自己都吃不饱的人，也不可能会到这举办什么宴会，所以这个宴会，基本上就本科举挂钩了。这还要从唐代的科举制度说起。科举制其实是一个总称，在唐代实际上包括了常举、制举、武举几种形式。
首先是常举，也叫“贡举”，这种考试就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科举考试，每年考一次，在中央的尚书省考试，称为“省试”。参加考试的考生有两种来源，第一种是“生徒”，相当于公立学校毕业的学生，包括国子六学、弘文馆、崇文馆、州学和县学的学生，他们直接就可以参加省试。另一种就是“乡贡”，有点私立学校毕业的意思，他们通过自主报名参加所在州、县组织的考试，通过了考试后，由州政府送到京城参加省试。
再一个就是制举，也称为“诏举”，就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一种不定期的考试，考试日期、考试内容都由皇帝自己决定，而且应届毕业生和在职的公务员都可以报考，实质上就是皇帝强化权力的一种方式，并非制度化的考试，一般来说含金量并不如常举。
还有就是武举了，始创于武则天时期，顾名思义，就是专门选拔军事人才的考试，考试内容包括马射、步射、负重等等，这些自然不是读书人的强项，受重视程度也不如前两类考试。
至于常举的考试科目，唐代时主要是进士、明经两科。在唐玄宗开元以前，这两科的考试内容其实区别不是很大，主要考试策、帖经。
试策就是时务，考察考生对社会热点问题、政治形势的看法等等，类似现在的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而帖经，也叫帖文，其实就是填空题，试题是儒家经典中的一段话，用纸条遮住几个字或者几句话，由考生默写。此外，明经还要考墨义，题目是一段儒家经典中的内容，要求考生写出上下文，或者是前人作出的注疏。
显然，进士科的内容要难很多，往往能考察出考生的真才实学，而明经科完全就是死记硬背了。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进士科还要考诗赋，并且诗赋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重，甚至到后来有人把进士科称为“词科”，所以有人就说唐代的科举是“以诗歌取士”。
可见，进士科才是唐代科举考试中含金量最高的考试，读书人往往也以中进士为荣。按照唐朝的制度，考中进士也只是具备了做官的资格，最终能否做官，还要经过吏部的考试，考试通过了，才能被正式授予官职。通过对唐代科举考试的介绍，可以参加“闻喜宴”的人员基本就确定了，那就是通过了进士科考试，取得了进士及第的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