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税，所征税额虽不高，但往往重复征索，对商民苛扰极大。万历年间，苏州抗税事件的导火索就是一个瓜农到城里的市集卖瓜，先被征了一次落地税；卖完瓜，买了四斤米，出城的时候，又被征了一次城门税，四斤米只剩三斤，抱头痛哭，被一个叫葛成的纺织工人打了抱不平。
“监国，这落地税虽然抽分不多，却到一座大一点的城市便征一次，重复征收，十分扰民。更可恶者，此税由各地官府征收，十分随意，征上来十两，入官库的往往只有一两。征得少、民怨大，实属恶税。请监国除之”。
朱亨嘉气得拍了御案：“征得少、民怨大！肥了贪官，苦了百姓，污了朝廷名声！这样的恶税，还留它做甚？今日起取消！”
落地税和城门税一样，都属于过税的一种。朱亨嘉觉得城门税不利于货物流通，在五年多以前的《明定国是诏》中已经取消了城门税。现在又取消了落地税，大明朝的过税就仅剩下了海关税、茶马税（陆关税）、钞关税等几种。
人还是得有些本事！关守箴虽然拍马屁不如孙金鼎，但是却擅长理政。有此本事，方能坐稳首辅之位。
此刻，朱亨嘉看关守箴十分顺眼，“关卿再说一说如何简化征收实业税？”
一提征收实业税，朱亨嘉就头疼。
他在《明定国是诏》中，明确提出要鼓励实业发展。新办实业三年免税，三年后按盈利的十分之一征收实业税，又鼓励钱庄借贷给实业主。
一晃，《明定国是诏》颁布五年多了，民间的手工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广东、湖广的纺织业；江西的造纸业；广东、海南的造船业；广东、江西的陶瓷业；云南、广西的矿冶业……都欣欣向荣。出现了很多大实业主。
可一向这些实业主征税，得到的答复，往往都是亏损。现行实业税，是按利润的十之一征收，人家都亏损了，没有利润，如何征税？
户部不信，派各地税官查帐。查不出来。这些实业主，几乎个个都两本帐。这个时代，可不像后世的大数据时代，生产多少、销售多少，一目了然。除非账房背叛了东家，否则根本查不出来。
关守箴一笑：“监国，臣以为现行实业税按利润额征收，利润不好界定，难征。不如换个法子，按实物来征。简便易行”。
朱亨嘉来了兴趣：“如何按实物征收？卿给孤仔细说说”。
“监国，臣以为可以像征茶课一样征。茶树抽税，十棵抽一，既简单又方便。如此类推，对纺织业，我们可以按织机的数量来征，每张织机每年收税银三钱；陶瓷业按旋坯车数量征；造纸业按纸槽数量征；造船业，分规格，按造船数量征……”
“嗯，卿的法子甚好，便造卿的法子来”。
忽然，朱亨嘉想起了万历年间的那场苏州抗税风波，不由得面有惧色，“关卿，卿刚才说对纺织业，每张织机年征银三钱，会不会太高了？孤记得当年织造太监孙隆，就是因为每张织机征三钱的税，被织工们打出了苏州”。
明朝的手工业，最发达的当数纺织业。
仅仅苏州一地，织机便多达万台，工匠多达五六万人。除了苏州，松江、魏塘(今浙江嘉善)、山西潞安，亦是天下闻名的纺织中心。“南松江，北潞安，衣天下”。
万历二十九年，内监孙隆充任苏州税监，他勒令除已征税外，每机加派白银三钱，丝织品每匹加银三分。几千织染工匠在葛成的带领下，高喊“赶走孙隆，杀死税棍”的口号，硬是把孙隆打出了苏州城。
“监国，一张织机每年征三钱的税真不高。一张税机一年至少六两银子的利，经营得好，一年十余两亦是可能”。
“不高？不高怎么还激起民变了？”
关守箴笑道：“无论是葛成事件，还是后来的颜佩韦、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五人事件，身后都有江南士绅的影子。江南的士绅，势力极其庞大，是织户背后的东家。朝廷想征他们的税，他们自然要怂恿织工们闹事。广东、湖广的士绅，势力远不如江南士绅，每张织机年税三钱，不会激起民变”。
原来如此！朱亨嘉恍然大悟，不过他还是有点不放心，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啊！
“关卿，孤看这样，咱们先少征一点，瞧瞧成效。这样吧，每张织机，每年先征收二钱银子。看看百姓的反应再说”。
“臣谨遵圣命”。
君臣之间正议论着国家大事，忽听内侍报来：“禀监国，江西八百里加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