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经法会召开之时,雍、兖、司、梁四州的赈灾便已开始，高僧在襄阳宣扬佛法，有钱人变得乐善好施，便连普通百姓家有余粮也舍出一些赈济南方逃难来的灾民。
刺史杨安玄是佛子转世，前来救护众生的传言越传越广，毕竟佛祖梦中所授的《心经》不少人都学会了，有事没事念诵几遍，高僧都说了常诵心经可修心静性，得诸佛菩萨护佑。
佛寺的香火变得鼎盛起来，孔鲜专门找到杨安玄抱怨，百姓人家礼佛太甚,让原本不富裕的家境变得艰难起来，不少孩童因此辍学。
看来凡事有利有弊，杨安玄在佛教身上薅羊毛的同时也助长了佛教的兴盛，这对于推广儒学无疑不利。
佛教在晋、秦、魏等国兴盛，晋朝自琅琊王以下的文武大臣信奉佛教的不在少数，门阀士族设有家庙，像王慧龙被僧彬所救，僧彬就是王家供奉的家僧。
今年六月，狮子国国主派使者渡海送来一尊四尺二寸高玉佛像，历时十年,天子下旨将玉佛供奉在瓦官寺，琅琊王和武陵王亲自上香礼拜，京中权贵、百姓前去拜佛的不计其数。
秦国姚兴笃信佛教，才会迎鸠摩罗什至长安译经，在国内兴建佛塔寺院，带动满朝文武和举国百姓信佛。
魏主拓跋珪信的比较杂,佛、道、巫都信，与燕争战对佛寺、道门都保持敬重，秋毫不犯。
迁都平城之后，僧法果求见拓跋珪，称其为“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致拜，非拜天子而是拜佛。
这种说法让臣民将皇帝上升为佛陀，有利于统治，拓跋珪下诏命法果为沙门统，兴建五级佛浮图，筑大殿、讲堂、禅堂，让法果招收僧众。
杨安玄知道佛教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天下大乱，上至君主权贵，下至普通百姓都遭受到无穷的苦难，都希望能在痛苦中寻找寄托和安宁，佛教出世的主张很快与玄学一起被门阀士族所接受。
任由佛教不加约束地发展不利于自身需要，杨安玄想起道安大师在襄阳修造时曾根据汉时僧制拟定过“僧尼规范”(1)，称“德为物宗，学兼三藏”。
道安大师所制僧尼规范、佛法宪章共有三条：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皆遵照此三条施行。
这三条规范是纲领性的基础，杨安玄觉得针对襄阳的情形有必要对佛门提出更为深入的规定。虽然他被人传为佛子转世，但在佛教之中的地位显然不够，东晋佛门举足轻重的人物莫过于慧远大师。慧远大师是道安大师的弟子，他又是慧远大师的俗家弟子，请慧远大师制定规范佛门行径的制度是可行的。
桓玄任太尉时，曾对佛门结交权贵、竞其奢**、与民争利颇为不满，有意裁抑佛门，命沙门向王者致敬。慧远大师作《沙门不敬王者论》与桓玄争辩，最终桓玄折服同意沙门不敬帝王。
后来桓玄建立楚王朝，下旨限制佛教，澄清僧尼，但对慧远大师所在的庐山僧众表现出敬意，“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
慧远大师致信桓玄，《与桓太尉论料简沙门书》中称并不反对国家政权来澄清僧尼，表示可以通过内部整顿、制定完善的僧制、加强佛教自身解决佛教世俗化的现象。
桓玄称帝不过七十余日，这场针对佛门的清顿不了了之，但慧远大师提出的《法社节度》、《外寺僧节度》、《节度序》、《比丘尼节度》等佛门僧制却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得到南北僧俗的尊崇。姚兴得知慧远大师所制的僧团规制后，在设立僧官的诏书中将慧远大师的僧制作为秦国整顿僧尼的规制。
杨安玄要借重慧远大师的规制，对雍、司等州敬佛现象进行引导和约束，让佛教传播不至于影响推广儒教，侵夺百姓的财富，影响生产。
在信中杨安玄请慧远大师将僧团规制赠送他一份，作为雍、司等地僧侣的行为标准，对借佛门敛财乱纪的僧尼加以淘汰，系之国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