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伦之开始算起账来，道：“与雍军交战，江陵、竟陵有兵马五万，水师万余；夏口驻军两万余人，水师万余；东莞有兵马两万人，彭城、下邳一带约二万六千人；益州檀道济有兵马近两万，水师五千，光前线的兵马就多达十六万人以上。建康、京口、广陵、寻阳、历阳等地约有兵马五万，再算上各州郡军约在八万以上，朝廷养兵将近三十万。”
孔靖叹了口气，战事不断，百姓得不到生息，郡县百姓为应付战争所需，已是疲惫不堪，这场仗若是多打上几年，百姓恐怕只能逃进山中或重投在世家门下成为隐户。
只听赵伦之继续道：“朝廷按丁收税，按户籍有男丁三百一十万，女丁三百四十万，宋公年初时下令减轻税赋，男丁纳税四石，女丁三石，可得二千二百六十万石；各类租调杂捐可得五千万石左右，加上商税、关卡税、榷市税收等每年税赋约在亿万石左右。”
王弘心中盘算了一下，若是将各世家门阀名下的隐户、田地算进去，应该能增加四千万石左右，宋公一直大力清理门阀名下的隐户，但阻力甚大，又忙于与杨安玄争战，土断之事推行艰难。
“三十万大军，前线大军十六万按人均兵饷三石、所食二石计算，月需粮八十万石；京城、京口以及州郡驻军按人均月需四石计算也需粮五十万石左右；战马八千，每月需十石，合八万石，供养兵马每月至少需粮一百四十万石。”
“再算上役夫所食，往来消耗，要支撑作战每月的粮耗不会少于二百万石，年需军粮二千四百万石；抚恤、赏功要准备二千万石，每年养军这块的费用占去税赋的半数。若再算上造船、丹火、军械等开支，便接近八千万石了。”
“朝廷官吏人数约在四万人左右，按人均二百余石计算，加上节庆赏赐，约在千万石左右；赈灾、抚贫、修桥补路兴水利修学庠等开支算下来，入不敷出啊。”赵伦之长叹道。
祠部尚书蔡廓道：“当初宋公减免税赋，愚便以国库空虚出言反对，如今政令已出，不便向百姓索要，能否让门阀世家捐献一些钱粮？”
众人的目光看向王弘，琅琊王家是门阀世家在朝堂上的代言人，王弘苦笑道：“愚可代表王家捐粮六十万石，尽力劝说其他世家也为国分忧吧。”
徐羡之知道，宋公因科举一事得罪了世家，又以琅琊王嫁女之事逼众人强捐过一次，这次再要募捐恐怕会怨声载道。不过前方战事紧急，也暂时顾不上许多，既然王弘答应劝说，应该至少能收进千万粟米。
新任五兵尚书郑鲜之提议道：“眼下朝廷开支紧张，天子身为一国之君亦应有所表示。我朝以临沂、湖熟等地良田千顷作为皇后妆资，不妨暂时将田地所得充实国库。”
这千顷地皆是上好良田，每亩产量在八石以上，若将所得收为国库，可得粮八十万石左右。八十万石对整个国库来说不算什么，但这个提议表露出对皇权的侵夺。众人皆知宋公代晋只是时间问题，郑鲜之的这个提议无疑又让脚步向前迈动。
徐羡之在席上挪动了一下，道：“愚会将此事向宋公建议，宋公若同意便向天子奏明，天子深明大义，应该不会阻拦。”
堂上诸人默然，虽然晋室已名存实亡，但他们名义上作为晋臣，如此逼迫天子，脸皮有些发烫。
徐羡之轻咳一声道：“今年农人种植的棉田在三十万顷左右，去年棉价不低，可酌情提高棉田的税赋。”
赵伦之苦着脸道：“愚正要说及此事。今年棉田激增，粮田便少了，青壮征役原本不足，江北收购山茶籽大幅提价，令不少农人入山种植山茶树，造成今年的粮田不少荒废，粮食产量至少比去年要少两成。”
徐羡之大惊，粮为国本，要是少了两成必然引发粮荒，种再多的粮花、山茶籽也不能抵饱啊。
“为何不早说”，徐羡之强制镇定，想了想道：“眼下正在收粮，可让官府出面向百姓购粮，切不可声张，引发恐慌。明年棉田一定要控制好数量，栽种山茶也不可误了农时，谁要荒田，严惩不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