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办法，可以了结此事，那就是找贡书记低头认错，做一番“深刻检讨”，求得他“老人家”的理解和原谅。即便不能再列席这次全委会，也不能再向全委们阐述自己治理大山子的想法，更不可能在今后的日子里参与对大山子的治理，但有一点是可以保证的，那就是“贡大人”心气儿顺了，他会让人尽快地给自己安排一个岗位，结束目前这种等待分配的尴尬局面。走吧，离开这个是非圈子吧，干什么不是干？怎么活不是活？何必死死地要去争这一日之高低，一事之成败呢？况且，还有一句话也是可以拿来安慰自己的，那就是“来日方长”嘛。
但是……但是……但是什么呢？如果仅仅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岗位而可以置大山子于不顾，当初自己为什么要退掉火车票，放弃去南方工作的机会，而决定留在K省？既然是为了大山子才决定留下的，就应该想到留下一定会有留下的艰难。现在这个“艰难”刚刚来敲自己的“门”，自己怎么可以只在自己“清白与否”“今后的安置问题”上患得患失，甚至想抽身滑脚，一走了之呢？可以不为自己辩护，但不能置大山子于不顾啊！
想到这里，马扬的心境突然平静下来。正在发生的一切，应该是在情理之中，只不过是意料之外罢了。况且，自己在这件事中，也确有失误的地方，贡书记批评得并非没有一点儿道理。在这么重要的一次全委会召开前夕，自己作为一个司局级干部，事先不向省委请示报告，就“私下”里频繁地接触常委和部分全委会委员，怎么可能不引起误解？说你政治上不够成熟，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马扬很快回到书桌前，拿起笔，急速地写了下去：“未向省委报告，又未经省委批准，在此次全委会前，我如此频繁地接触常委和部分全委会委员，引起不必要的误解，责任完全在我。我要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在这里，我只向您说明一点，所有常委都可以证明，我在跟他们的谈话中，没有一句话是涉及这次对我的任用的。大山子治理的成败，不仅关系到我个人的身家性命、仕途安危，也牵扯大山子三十万干部群众的身家性命和子孙前程，它在深层次的意义上，给了我们所有人一次思考和实践的机会，探索当下中国真正实现富强的道路。也许由于我的不谨慎或不成熟，我将失去这次任职的机会，但我恳切地希望，省委主要领导能允许我把这几天来反复思考所得的一些想法，向常委和全委会委员们做一次最后的陈述，这些想法已经远远地突破了几个月前，我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经报告过的那个思想底线。我觉得，事到如今，我马扬个人最后被安置到什么岗位上，已经不重要了。只要我的某些想法，能对最后解决大山子问题，产生一点儿作用，那么组织上怎么处置我，都是可以接受的。”
也许正是这最后两句话打动了内心深处同样凝结着一团化不开的“大山子情结”的贡开宸，在看完这封“申诉信”的半个小时后，他亲自跟常委们分别通报了这封“申诉信”的内容，在征得大部分常委的同意后，他让郭立明立即通知马扬去全委会报到。这时候，已是第二天的凌晨五点左右，淡青色的晨光刚刚把东边地平线从沉睡了一夜的黑暗中剥离出来，呈现出日出前那一刻恢宏的宁静和单纯的斑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