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这两幅字都是真迹，只是出品的时间不一而已。
但两幅字又都是摹本，所以就只能比较谁更接近原作为判断依据。
由于米蒂的《舞鹤赋》原作下落不明，两百年来无人得睹真颜，且连公认的摹本都没有。
完全就无法判定现在这两幅作品谁更接近原作，谁更有资格作为摹本传世。
因此就只能用这种公议的手段来评定。
民众意更倾向于承认哪一幅，哪一幅字就是米蒂《舞鹤赋》的传承者。
有民意的基础在，即便判错了也是正确的。
这样的例子在大明律中是允许的，且提倡的。
太祖朱元璋在制定大明法律的时候，明确指出立法的思想在于“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因此立法必须“当适时宜，当计远虑”。
纵观整个大明朝代，自正德之前，律法是向宽松方向倾斜的，到了嘉靖之后，律法才逐渐走向严苛。
所以这两幅字画的真伪以民意而非作品先后次序为判定依据，没有半点问题。
这实际是人治高于法制的体现，所以主官的裁定也是有相当大的自由度。
把太祖思想贯彻得最彻底的当属后来的海瑞。
海青天在判案的时候，事实只是作为依据，民意民心才是准绳。
因此他在判案中的指导准则有三条：
事关道德的，就是“与其冤屈贫民，宁愿冤屈富豪；与其冤屈愚直，宁愿冤屈刁顽。”
事关产业的，就是“与其冤屈小民，宁愿冤屈乡宦。”
事关风化争言的，才是“与其冤屈乡宦，宁愿冤屈小民。”
总之就是锄强扶弱，以民为本，这在当时官本位的时代，不可谓不是异类。
正因为主官的裁度量之大，所以大家才格外的关注。
这个案子，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判罚。
若是定性为乱民，那自然是死无全尸的大罪。
若是定性为抢劫，也是上可砍头，下可流放的大罪。
若是定性为民事纠纷，那便是罚点钱了事的小事。
若是定性为学术纷争，甚至是扬名立万的好事。
这也是钟云亭之前安慰方唐镜，说他虽败犹荣，众人会为他力争的依据。
事实上，所有人都不认为方唐镜会被重判，最多罚钱赔偿了事。
但只有少数人知道，李大宗师是定要置方唐镜于死地的。
而且李大宗师的理由也十分充分。
此时的松江府乱象刚刚平定，方唐镜他们的事件若是拿来做文章的话，完全可以打成乱党余孽，只此一条，便令人万劫不复。
更何况方唐镜此时罪证确凿，白纸黑字摆在众人眼前，被打砸得不成样子的店铺就在众人眼前。
说明他方唐镜劫掠，打砸，威逼都是事实，即便他不是乱党，但正所谓“乱世用重典”，为了震慑暴徒，不至于让有心之人效仿，借方唐镜的脑袋一用也是正常。
所以方唐镜这事可大可小，端的是要看三位上官是如何决断。
因为刘指挥使表现出了袒护方唐镜的一面，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不会让方唐镜受重判的。
李知府在案件中倒是两不相帮，可以看作是中立。
李大宗师则不然，一开场就旗帜鲜明的将这起事件定性为“乱党为祸”，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交锋将会出现在刘指挥使与李大宗师之间。
而且刘指挥使又似是三司会审中主审的那个，应该还是他说了算。
实际上，大错特错！
刘指挥使是军事指挥，乃是奉命前来平乱。
这个奉命就是指协助地方，剿灭乱党。
